清华国学院助教的聘用机制及其双重身份——以赵万里、浦江清为重心

清华国学院存在的四年内,先后为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和讲师李济等人聘请赵万里、梁廷灿、蒋善国、章昭煌、王庸、余永梁、浦江清等为助教。他们进入国学院后,一方面负责为导师检阅书籍、准备授课、抄写文稿等,另一方面也得到各位导师的指点,继续深造学业,兼具"工作助理"与"私淑弟子"的双重身份,传承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薪火,在日后亦多有建树。清华国学院助教聘用机制的成功,为今天大学的助教配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清华国学研究院九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正>90年前,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正式成立,此即被通称为"清华国学院"的著名学术机构。它最初由吴宓主持创办,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又聘请李济为讲师,此即该院历史上的"五大导师"。与此同时,它还先后拥有过马衡、林志钧、梁漱溟、赵万里、浦江清等教员。在短短4年时间内(1925-1929),清华国学院培养出了王     

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了丰富的学术积淀与突破,不仅具有证经补史的学术功能,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体系探索与研究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表征。中国考古学派的形成和考古学科体系的完善已表现出其特有的基本特征,目前中国考古学的人才队伍建设也表现出三大转变。新中国高校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也有了六十二年的历史。近十余年来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加,考古学招生人数不断增长,考古专业人才培养已涵盖了所有层次的人才水平。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英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现代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应立足于目前高校自身的人才培养现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瞄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来调整和改革培养模式,这样才是克服困难、应对危机的最佳选择。     

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

中国艺术考古学奠基于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及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即遗物和遗迹。这些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功利性、多样性等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同时,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     

延大学者

李宗勋,吉林省安图人,朝鲜族,1961年7月出生。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延边大学历史系,此后分别于1990年和1998年在延边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国家级学会——中国朝鲜史学会副会长及吉林省史学会副会长、洛阳师范学院外聘教授、韩国国学院咨询委员等社会兼职。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 ,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 ,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同时密切关注、支持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 ,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发轫之功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1927年1月开始着手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是梁启超生前从事的最后一项大工程。此书之编纂,与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两大目标密切相关。借助其同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的双重身份,梁启超聚合学生,在原有的"四库"图书分类上,结合现代图书法作了若干新尝试。此书虽因梁氏1929年1月遽尔去世,未能完成,却已为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急需人才,更造就了一些日后卓有成就的专门学者。其实践证明,从图书馆入手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是戊戌变法的首脑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著名学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对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清朝末年,他曾极力反对封建的科举制度,主办过新式学校,并首先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学制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辛亥革命后,他又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担任研究院的导师,创办文化大学,还到各地的大学讲学。不管是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充分说明: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地位,称之为教育家也是当之无愧的。     

埃及考古学的研究与展望

埃及考古学是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时间范围包括 :史前考古 ,法老时代考古和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考古 ;空间范围根据埃及地理蒂貌的不同可划分成 :尼罗河流域考古 ,三角洲地带考古 ,东西沙漠与绿洲考古 ;埃及考古学对于了解、研究古埃及文明具有重大的意义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摇篮之一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古代历史最悠久的古文明 ,古埃及的遗物、遗迹最丰富。面对新的世纪 ,为了更“深”、更“广”地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结合经济建设 ,保证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加强国际合作 ;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与手段 ;处理好考古发掘与文物遗址保护之间的关系。埃及考古学在埃及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没有埃及考古学所提供的遗址、遗物及其奠定的基础 ,就不可能有今日埃及学的发展。     

近年来考古学研究的概况、热点与趋势(2020—2022)——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为基础

近年来考古学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2020—2022年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中华文明起源探研、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延续性问题、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炼与总结、科技考古、国外考古、边疆民族考古与公众考古等内容,将在今后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     

走近作为教育家的梁启超——简评《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梁启超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清末民初的各次政治事件都有他深度参与的身影;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大家、学术大师,给后人留下1400多万字的精神文化遗产,登上文坛后平均每年写下39万字.作为教育家,梁启超做得也非常出彩、出色.社会教育方面,他发表的倾动一时的《新民说》,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代表作,他自己也以启蒙大师的不朽地位被镌刻在思想史的丰碑之上;学校教育方面,他跻身因培养了举世公认的50多位学术大师而在教育史上享有盛名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阵容;家庭教育方面,他创造了"一门三院士,满门皆才俊"的家教传奇.俞祖华、俞梦晨的新著《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对梁启超的育子之道与家教传奇进行了深度的、全面的诠释与解读.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

由于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存在多个学术流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嬗递关系.本文对各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及其历史动因进行了系统分析.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当代中国考古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     

父亲王承礼的学术事业

父亲王承礼共留下六十余部篇专著和论文。他曾全面铺开吉林省的考古工作 ,并将吉林考古与东北、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考古结合起来 ,进行比较研究。他致力于渤海史研究 ,写出一篇篇这方面的论文。尤其是《渤海简史》的出版 ,使他成为享誉国际的渤海史研究专家。他还把研究视角扩大到契丹史、辽金史以及东北现代史等方面 ,完成一个个科研项目 ,成就了他的学术事业     

考古学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

考古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后来该称谓多见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此后学界掀起了一场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潮。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方法上,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中的考古学文化和谱系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可以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公众考古三个方向开展考古工作,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认同、传播文化史观,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宄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1月5日，同年8月经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第二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以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完整体系为目标。下设史前考古、原史考古、历史考古和科技考古研究室，另有考古标本修复技术室和图书资料室。中心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现有专职研究人员25人，其中教授22人，兼职研究员59人，其中教授43人。研究方向几乎涉及中国考古学的各个领域。[第一段]     

追寻中华文明的价值——重读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1984年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考古学专题六讲”是对中国考古学科影响深远的系列讲座.张光直首先从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入手,详细梳理和辨析了“资料”(data)、“技术”(technique)、“方法”(method)和“理论”(theory)等关键概念,并由此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方法.张光直进而把考古学理论与中国考古材料有机结合,探求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问题,也即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并最终获得了关于文明起源“连续性的”(世界性的)与“突破性的”(西方式的)两种模式的深刻认识.     

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科学考古学——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郭沫若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密切相关.在甲骨文研究中郭沫若提出要重视地层、伴出器物的研究,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郭沫若还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按字体风格不同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同时还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所创"标准器断代法"在青铜器研究中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新局面.     

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综述

甘青地区文化遗存丰富,文化特征多样,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考古学异常发达,形成了多种考古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本文综述了甘青地区青铜时代各考古文化的基本样貌、特色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状况,为人们认识甘青地区文化打开了一扇了解之门。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大汉风——我的考古人生·序

<正>洛阳、徐州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同是中国考古重地。能有机会在洛阳或徐州从事考古工作是幸运的。王恺先生把一生奉献给洛阳、徐州两地考古事业,更是幸运的。我认识王恺先生为时较晚。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只知道他是洛阳考古人员,从未谋面。大约是在90年代的某一个学术会议上,我与王恺先生初次见面,知道他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工作,热心于徐州汉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