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教义学分析——以《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为分析对象

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带来的红利和风险并存,传统刑法理论已疲于应对互联网时代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从消极的一般预防到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转型。该罪的立法性质既非量刑规则也非帮助行为正犯化,更不是不作为犯,而是为弥补传统帮助犯不足的补充性立法,体现的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严而不厉”的思想。有必要合理确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传统帮助犯之间的界限,为此应当采取类型化的方法对各种情形逐一进行讨论。为厘清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应当合理划定被容许风险的边界。     

论信息网络犯罪的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为例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信息网络新增设了3个罪名,信息网络犯罪相比较普通的犯罪有着自身的特殊性,网络 “虚拟空间”成为犯罪的对象。第286条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限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 “拒不履行和拒不改正”应当要求有严重情节;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实行行为是预备型实行行为,不是帮助型实行行为;第287条之二中的 “明知”不需要以行为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为条件,具有独立性。“帮助”行为是有限的帮助犯的正犯化;虽然是新增设的罪名,新增 “三罪”的溯及力并非一律不可适用。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归责模式之批判——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倡

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反思——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为论域

"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立法机关把刑事处罚视线前移而体现预防范式的一种活性立法,它通过提前保护法益、设立抽象危险犯、弱化因果关系以及强调行为无价值等整体融贯、功能耦合的前沿理论获得正当性支撑。我国已在刑法分则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加以对待,从而实现对该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该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确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将面临犯罪圈扩张与刑法谦抑性、应罚性与需罚性、安全与自由等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遵循比例原则,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适用尽可能进行限缩解释。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认定和防控——以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损害商誉罪为视角

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信息化环境下,计算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具有主体复杂化、实施行为便捷化、作案手段隐蔽化和损害后果严重化的显著特征.在这些伴随计算机网络而生的犯罪新变化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现行立法依据不足、犯罪证据搜集受阻和犯罪情节认定复杂等问题.在认清计算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后,需要采取完善法律规范、改进侦查技术、量化评价情节和增强防范意识的对策来防止和控制计算机网络犯罪.     

涉案资金先行返还的制度困境与出路——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涉案资金及时返还是受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当前先行返还制度在实践应对中仍存在诸多局限。这主要是因为受“重刑事追诉、轻财物处置”的传统观念影响,先行返还的制度设计未充分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在先行返还工作中的特殊性,导致制度上出现适用条件不够灵活、返还机关较为分散以及法院对先行返还的审查纠错缺少规定等问题,致使先行返还制度的适用空间被压缩,也不利于先行返还程序的规范发展与司法控制。为此,应以“金额的准确分配”为目标扩展先行返还的适用范围,并以检察审批制为原则统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的先行返还工作,形成公安申请、检察审批和法院事后审查的分工制约体系。此外,还应增设法院审查规定和程序回转机制,在加强对先行返还进行司法控制的同时也强化公民财产权益保护。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图书馆信息行为实证研究——以广州大学为例

参照OCLC关于高校信息用户信息行为及信息需求报告"College Students'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Information Resources"的思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法分析研究广州大学学生在图书馆的信息需求及信息行为,得知多数学生喜欢去图书馆是为了自修、借书和阅读,其中自修已成为多数学生去图书馆的主要目的;学生随着就读年级的递增利用图书馆则越熟练,找书的方式就越趋科学合理;学生的信息需求依次是时事娱乐、音乐、健康和就业。九成以上的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只有四成的学生通过报刊获取信息,传统的图书馆报刊阅览服务受到挑战。因此,应从加强学科文献资源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开展网络专题信息导航服务、加强导读服务等四方面着手改进高校图书馆工作,以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读者。     

大数据视域下网络APP滥用信息行为的解析与刑法规制——以侵犯个人信息罪为切入点

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APP滥用信息活动带来了信息技术滥用风险、侵犯个人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破坏网络管理秩序与网络公共安全风险。当下应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进行立法重构,规制网络APP滥用信息犯罪行为。网络个人信息应当重新界定范畴,强调个人信息所形成的网络数据信息的网络秩序、网络安全价值。侵犯个人信息罪的客观行为类型也应重构,除信息转移过程的非法交易行为,还应包含信息使用环节的泄露、刺探等,从而将利用网络大数据进行的个人信息的不当挖掘、越权网络侧写及信息投放等滥用行为作为个人信息滥用犯罪的具体类型予以规制。     

网络犯罪的嬗变与刑法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为分析起点

为回应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原有刑法规定作出大幅修改,对于网络犯罪行为的扩张、主体的扩张、结构变化均作出细致规定,有其重要意义。同网络犯罪的事实嬗变相比,《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需要在注重协调网络犯罪多变性与刑法稳定性的视角下,根据网络犯罪的法益、行为范围和共同犯罪结构的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罪刑规定体系。     

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网络社区中信息传播方式特点与舆情分析——以人人网为例

大学生网络社区是各高校大学生经常发表言论观点的平台,也是信息互动的庞大载体,对高校舆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高校舆情监测的重要环节和场所。因此,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网络社区中信息传播方式特点就显得极为重要。     

网络信息技术对大学生和高校思政教育的影响——以自媒体为例

网络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自媒体是最活跃的网络传播主体,是传播者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分享看法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自媒体耗散了大学生的精力、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教育方式、舆论引导产生了影响。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具有盲目从众、自我表现、怀疑对抗、迷茫浮躁的特征,网络行为具有漫无边际、从众围观、标新立异、网络成瘾的特征。     

泛媒化时代编辑"把关人"网络舆论引导策略探析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社会化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传统的"把关人"角色正在发生嬗变,新型网络媒体"把关人"涌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论呈现传播广泛性、衍变突发性和治理复杂性的特征,对编辑的把关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负面网络舆论的诱发,与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分化与情绪宣泄、网络编辑的新闻真实性把关失守和社交媒体的编辑主体意识不强有关.从编辑把关角度而言,网络舆论引导策略至少包括:强化各级编辑把关的主体意识,进行全媒体化过程筛查;严守内容把关职责,创新审核筛查机制;把握媒介融合机遇,提升专业化的媒介素养;勇担社会道义责任,实现网络舆论的正向引导.     

基于手机信令和网络游记数据的游客时空行为分析——以上海迪士尼乐园外地游客为例

文章以上海迪士尼乐园外地游客的时空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将时间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旅游者行为研究中,主要运用手机信令数据加以分析,同时选用网络游记数据加以辅助验证,补充描述旅游者的时空行为特征。文章采用运营商信令数据和UGC网络文本数据结合分析的方法,试图在数据使用方法方面进行创新。通过时空路径方法和时空行为的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外地游客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强,主要表现为短期自由行特征。游客离开迪士尼乐园后选择的游览景点分布不均匀,旅游者轨迹点的整体分布具有中心城区分布密集、城郊分布稀疏的特点;迪士尼对周边景点的旅游带动效果较弱。外地来沪游览迪士尼的游客对旅游目的地选择非常明确,游览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单一目的地型的线性旅游结构;旅游者对于其他旅游景点的选择更偏向于休闲旅游产品。游客的时空行为特点和行为模式特征,与旅游者来自的客源地、旅游停留时间、景点开放时间、旅游者同伴类型等因素具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试论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和应对策略——以QQ群信息传播为例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并与其他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呈现出相互交织的趋势。对网络群体事件的研究,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事关高校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课题。QQ群作为大学生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在高校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QQ群信息传播、大学生网民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可以分析得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和生成过程,并为高校和公共部门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重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为视角

在我国著作权法财产权利体系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都是控制在不转移作品中的有形物质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远程传播作品的行为。二者结合原本应当覆盖经由一切技术手段进行的"交互式"和"非交互式"远程传播行为,但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二者的衔接却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对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列举的各项财产权利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进行规制的做法本身存在严重弊端,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对上述两项专有权利进行重构。在可能的三种选择方案中,扩张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定义使其能够控制各种"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是最佳方案。     

论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民粹化误导和施压下的坚守——以“我爸是李刚”事件的传播链条为例

在当下的中国,新闻专业主义正面临着网络民粹化的误导和施压,导致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本文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为例,分析网络如何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传播文本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改写,以及专业媒体又如何被“民粹化”的网络传播裹挟远离事实真相。在网络民粹化大行其道之时,新闻媒体更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