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及标价错误

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取决于网络购物平台商品信息发布行为的法律定性,如将其认定为要约,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的下单行为即为承诺;如认定为要约引诱,订单确认信的法律性质就成了判断网络购物合同成立与否的关键,这两点亟待明确。网络购物合同成立后,网络购物平台上的经营者能否以标价错误为由撤销网络购物合同,取决于其是否存有过失及过失的认定标准。网络购物合同被撤销的,依现行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消费者的信赖利益难以得到填补,信赖责任规则是一种理论上可行的替代办法,但德国民法传统上可变的缔约过失责任规则是一条更为可取的法律路径。     

论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关于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当前学界主要有行政合同、民事合同和混合性质合同之争.对于PPP协议法律性质的讨论应该按照PPP协议法律文本体系的分类分别予以认定.在2015年5月1日新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将政府特许经营权协议定性为行政合同的情形下,应避免以特许经营权协议代替PPP协议,应该将PPP协议认定为兼具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属性的混合性质合同.PPP协议法律性质的认定对于当事人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机票销售代理合同纠纷类型及其司法认定

在机票销售代理诉讼实践中,常见的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主要涉及合同关系、合同性质、合同效力和退改签费用等争议类型,不同纠纷的司法认定不同。合同传真件不能单独证明机票销售代理合同关系的成立,没有双方签字盖章的代理协议书,可根据双方行为、合同履行情况或其他证据确认机票销售代理关系的存在。机票销售代理合同在性质上应是一种服务合同而非买卖合同,销售代理资质被注销应导致代理合同无效而非合同解除,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机票销售代理合同不能被认定为无效。退改签费用征收比例的规定对机票销售代理人同样有拘束力,超额收取退票费构成违约,应予以退回。     

刍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法律性质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异常兴旺,土地的稀缺性和重要性正逐步体现出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于保障这种宝贵资源的正常流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其的性质作明确认定.法学理论界对此亦存在四种不同的学说:行政行为说、行政合同说、经济法律行为说、民事法律行为说.由于对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在认定上认识不一,导致了法律实践上的诸多混乱,如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规则混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命令色彩过于浓重;受让方权益不受尊重;出让方有职权没有得到充分而适当地行使等.本文立足于论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性质,希望借此厘清此类合同中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论合同书规则的独立性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对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表意行为进行认定和解释。我国《合同法》有四个条文提到“合同书”,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可被视为一个规范整体,即“合同书规则”。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何时成立是同一个判断。因此,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判断规则。合同书规则主要是一项“裁判规范”,目的在于指引法官解释谈判过程中的表意行为并最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书规则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成立要件。法官应根据谈判方明示的意思和法律的规定来认定是否属于合同书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可以综合考量合同谈判方式、金额、期限、专业性、行业惯例等因素而推定适用合同书规则。《合同法》明确了合同书规则适用范围内一般情形下的签章要求与例外情形下基于履行事实的成立条件。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完整的合同成立裁判规则,既不需要要约承诺规则充当解释性依据,也不需要它作为漏洞填补的工具,本身即足以解决适用范围内的合同成立争议。     

论行政合同的判断标准

随着公共管理理念的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不断完善,行政合同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因为理论和立法的滞后使得有关纠纷的法律救济很不完善。对于行政合同的判断,是整个行政合同制度理论的基础,也是法院适用规则和有效救济的前提。笔者建议我国以合同是否具有公法性质为判断中心,以公权力要素和公益要素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辅之以形式标准,建立多元的具有操作性的判断标准规则体系。     

谈《民法典》施行后合同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规则

合同纠纷处理的关键在于正确适用法律。因《民法典》生效施行的时间还比较短,而实践中大量合同纠纷的法律事实又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或持续至《民法典》施行之后,如何适用新旧法律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合同效力认定、合同持续履行、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担保合同四个方面,对《民法典》施行后合同纠纷处理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梳理,为公平、正确解决合同纠纷奠定基础。     

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之学理反思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时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时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时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在合同实践中运用意思表示错误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因意思表示错误而订立的合同称为错误合同.为了交易安全、快捷和信赖关系,将意思表示错误理论运用于合同实践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错误合同的认定,明确意思表示解释与错误规则在合同中的适用关系以及错误合同的认定方法;二是在错误规则与其他制度对合同均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适用的问题.在瑕疵担保责任与合同错误规则对买卖合同都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区分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外两种情况.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应该允许当事人选择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方式;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外,原则上应该禁止当事人根据错误规则救济,否则将与买卖合同中尽快解决有关质量纠纷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正确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正确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正确理解工程转包、分包和肢解发包的法律问题和无效合同纠纷工程价款结算的法律问题,以及工程审计的法律问题等都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     

预约合同的认定标准研究

预约合同制度发展至今已有新的使命与功能,司法实务与理论界对预约合同认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同观点。预约合同认定标准不一的关键在于意思表示与合同内容两者如何判断和取舍。通过实务层面的主客观的事实认定和法理层面的利益平衡与价值判断得出意思表示与合同内容两方面的先后适用关系和条件,即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首要认定因素,在意思表示不清晰时再考察合同内容完备与否。     

合同纠纷中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

如何认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在处理合同纠纷的实务操作中至为重要。准确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就无效合同的判定而言,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不应一概而论;合同无效时,过错方的赔偿责任仍应依法承担。     

期货合同立法之建议

期货合同应该作为一种有名合同单独设立.将期货交易中的那些成熟的规则、办法等契约性的内容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立法要求不断充实和完善,从而保障期货市场的顺利运行.     

民事（法律）行为语境下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基础性思考

为了合理地确定合同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对合同的性质进行科学定位。分析认为,根据民法理论和中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合同的性质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为本原民事法律行为、传统民事法律行为和中国立法下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应地,合同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不同的性质定位下也会有所不同。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房屋联建合同效力的认定

房屋联建合同纠纷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而司法实践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常常无所适从。从房屋联建合同的义务和内容入手,正确分析房屋联建合同的性质是处理这类纠纷的前提。以此为基础,分析、评价可能影响房屋联建合同效力的相关因素是处理这类纠纷的关键。同时,将名为房屋联建合同的合同与真正的房屋联建合同进行区分可以真正清晰、正确地认识影响房屋联建合同效力的因素,从而正确处理房屋联建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的认定及违约责任探析——以“凶宅”买卖为例

明确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正确解决彼此之间合同纠纷的前提,而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附随义务由于没有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直接规定,而是由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引申出来的义务,所以认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要正确处理"凶宅"买卖纠纷,取决于对房屋买卖合同中附随义务的正确认定。     

客运合同有关条款的法律规则分析与经济分析的比较

[搞要]本文通过对一则真实案例及相关案例进行法律的规则分析与经济分析的比较,得出在一般民事合同的履行中,因第三人的不法侵害甚或犯罪行为,导致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生命、财产损失的,不应向合同对方当事人主张民事损害赔偿,进而说明法律的公正、效率的价值取向常常是统一的。     

论我国合同法中合同违反法定形式之法律效果

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法律效果问题可以被分解为下列三个子问题分别加以研究 :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直接法律效果、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附带法律效果以及违反法定形式之合同能否因履行而治愈。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合同无效 ,附带法律效果则包括善意相对人的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及在特别情形下因对方当事人主张合同违反法定形式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排除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36条属于法律为维护交易安全对违反法定形式而无效的合同采取的一种治愈方法     

论司法实践中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自主性的增加,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的现象频繁发生,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转让合同纠纷却不断增多,由于法律对合同效力问题没有做出明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成为实践中的难题。本文从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论证,以期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