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草案评析

小额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有益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现有规定明确了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关系、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以及小额诉讼程序的强制适用等问题。但小额诉讼程序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瑕疵和问题,其运作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可能会背离程序设立的初衷,应该对其进行理性的精致化制度建构。     

困境突围:小额诉讼制度重构

小额诉讼具有诉讼标的额较小、案情简单、强制适用、一审终审、更简便快捷、更侧重于调解等特征。突出效率,使公众接近正义,节约司法成本是小额诉讼的价值追求。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小额诉讼制度,是中国民事诉讼法一大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存在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诉讼成本之间的矛盾,法律规定强制适用和一审终审之间的矛盾;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规定简单,造成体例的失衡;小额诉讼的"小额"标准单一、不明确等。完善小额诉讼制度,首先应明确案件的受理范围,不能规定得太过空泛。其次,针对当前的小额诉讼制度应规定救济途径,不应让一审终审和强制适用束缚了法院和当事人的手脚。再次,要理顺小额诉讼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关系和地位。并且,要重新规定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标准,进一步明确如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论民事小额诉讼中的四对关系——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为例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对小额诉讼进行规定,这在我国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小额诉讼,有必要明确以下关系:小额诉讼的立法宗旨体现了司法为民和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程序启动上应实行自动适用为主,自愿适用为辅;审判程序中,在保障最低限度程序正义的基础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救济上,立法可暂不规定当事人的异议救济权,实行一审终审和申请再审相结合的救济方式契合现有的司法环境.     

小额诉讼程序之检讨

小额诉讼制度无论在普通法系国家,抑或在大陆法系国家,均已构成民事诉讼法体系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各国法律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其基本理念及功能目标大致是趋同的,惟在程序细节之设计上有所差异。鉴于此,我国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亦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在探讨各国小额诉讼制度内涵和区别的基础上,对我国初设之小额诉讼程序作出进一步检讨和反思,以期能对新程序之适用和完善有所裨益。     

论我国经济诉讼中的小额诉讼程序

近年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大量小额经济诉讼案件出现,给司法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本文以缓解司法压力为视角,立足诉讼效率、效益和公平原则,借鉴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体例,提出了建立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想。     

论小额诉讼程序

在当前世界性的司法改革浪潮中,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益,是当代各国民事诉讼发展的共同趋势,其中小额诉讼程序因其效率高,成本低,方便于解决大量的小额利益纠纷而被各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是指立法上为了案件审理的简便、迅速和经济,针对请求小额金钱或者其他替代物或有价证券的诉讼所规定的一种审理程序。本文简单介绍了国外对于小额诉讼的规定,立足我国,谈谈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从而进行小额诉讼程序之体系建构的设想。     

我国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及设想

通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法理及经济效益分析,指出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必要性,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阐述我国小额诉讼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民事电子诉讼制度：意蕴、困境与应对

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对诉讼领域的突出影响之一是民事电子诉讼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民事电子诉讼制度本质上是司法程序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耦合的新型诉讼形态,具有提高诉讼效率、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缓解法官审判压力的重要功能。我国民事电子诉讼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不仅给传统民事诉讼法理带来挑战,而且在实践中还存在适用案件类型模糊、审判程序不明等难题。为充分发挥民事电子诉讼制度的作用,相关部门应对民事电子诉讼的程序保障、适用限度等作出规定。     

贵州法院贯彻实施小额诉讼程序的探索与研究

文章通过剖析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立法原因,全面分析该制度的利弊,强调当前贵州法院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核心指导思想在于“维护司法公正、实现司法为民”,并对贵州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许多亟待明确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构想.     

小额诉讼程序的比较和思考——兼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但并未对其适用范围、审理程序、基本权利保障和救济途径等予以明确,立法的疏漏可能仍要靠司法解释去解决。分析小额诉讼程序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考察美国、日本等的小额诉讼程序,并从设计理念、标的范围、诉讼费用、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救济途径等方面对中国小额诉讼程序进行评析。     

论正义的整体利益原则

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将正义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不同,整体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为内容,而这又是以对整体利益的准确定位及其构成因素的揭示为前提的。     

谎言与目的原则﹑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

谎言是常见的语言现象,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谎言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然对曹禺戏剧<日出>中谎言现象的分析发现:本文拟提出的目的原则(Intention Principle,简称IP)对戏剧中的谎言现象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可作为对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 CP),和礼貌原则(Polite Principle,简称PP)在解释某些语言现象,如谎言现象方面起到补充作用.     

论企业伦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制衡

企业制度是一个系统,通过企业内外人们的活动,不同的制度完成不同的功能,所有的制度完成该企业的整体功能。本文论述企业伦理制度(主要是隐性地)完成企业的社会效益,企业的经济制度(主要是显性地)完成企业经济效益。两者对立统一。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科学原则和国际原则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科学原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政策发达程度的尺度,是刑事政策发展的推动力,没有科学原则就没有现代刑事政策。科学原则的总要求是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必须体现科学精神、适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决策,使刑事政策达到最优化和效率最大化。现代刑事政策亦必须坚持国际原则,即必须站在国际化的立场上来研究发展刑事政策。国际原则的总要求是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本土化,也要注意国际化,在防控犯罪中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论正义原则

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正义原则合乎自然道德法规和社会实证法规两种规范 ,它是一种秩序原则、行为原则、分配原则和评价原则 ,它还涉及到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问题。它要求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合乎正义地待人和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作贡献 ,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正义原则践行的环境。正义原则的践行是一个机会平等原则、规则公平原则、分配公正原则等具体规则实行的过程 ,其践行的现状同其理想态还有相当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和政府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实际的努力逐步实现正义原则 ,使每位成员都能相近程度地享受到社会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     

邓小平理论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邓小平理论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均贯穿着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即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本文从哲学层次、政治经济学层次和科学社会主义层次分析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     

从文化差异看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

本文从文化差异这一角度就中西(英语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不同理解作了比较.为使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人们必须遵守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这是人们交际的基础.但跨文化交际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有所不同,对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重视和理解自然也就不同.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冲突

在现代民法中,一般而言,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它们共同作用共同指导着民事立法、司法等各项民事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却又发现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间存在着冲突的实质乃是民法基本原则内含的民法的价值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本文从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入手,从功能上和司法适用两方面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冲突。     

生态性原则：现代化语境中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

当前,民族民间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从学界到官方和民众所广泛关注的“热点”。应该说,民族民间文化当前所受到的“礼遇”,当是现代化语境下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此语境下,民族传统文化遭受到了严重的生态挑战与生存危机,因此,只有遵循民族民间文化的生态性逻辑,保护才不至于事倍功半或南辕北辙。     

论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原理

发展伦理学不同于从前传统人道主义伦理学。传统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建立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主体性哲学为基础,从根本上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主体疯狂"和"对物的遗忘"。发展伦理学把"整体自然界"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论前提,并把"天道"作为统摄"人道"和"物道"的最高伦理法则,从而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