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异僧小说的“三重”叙事

《太平广记》异僧小说整体上代表了晋唐时期僧传文学的叙事成就,有着宗教性、史传性和审美性三位一体的叙事特征。其神异叙事善于融通佛教哲思和启悟佛性体认;史传叙事注重烘托神异观念和突出宗教真实;审美叙事重视刻画僧人形象和描绘宗教神奇。     

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

20世纪初,文学叙事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现代主义作家常常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汲取相似的东西来开展文学试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下开始在小说上探索全新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多角度透视”,“非个人化”和“构图”等艺术特征。这些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加强了叙事领域里的美学价值,打造了文学世界里一种全新的图式文本,发展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     

《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男性规范、酷儿身份和同性恋欲望 ——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

依据德国文化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提出的“男性规范”理论，并以英国哥特式小说的三部“男性哥特”的代表作——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威廉·贝克福德的《瓦塞克》和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确凿的事实表明，霍勒斯·沃波尔、威廉·贝克福德、马修·刘易斯是“酷儿”，其男性身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分别体现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而在18世纪，英国是一个“异性恋”主导的国家。人们对于“同性恋”产生的憎恨或恐惧，导致上述三位作家成为“身份隐蔽者”，并在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压抑。他们的哥特式小说正是这种不同程度压抑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反映。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男性叙事策略实际上是“同性恋”意识的叙事策略。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略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其宗旨是追求出世解脱,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然而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之后,通过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及中国社会生活相结合,逐渐中国化。而中国化的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其鲜明的入世精神。通过辨析“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这两个概念,通过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印度原始佛教,传统佛教与中国儒、道文化的异同比较,从佛性与人性、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等方面可发现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佛教有既出世又人世的思想性格,这将为当代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一个早期的世界网络:欧亚宗教

横亘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200年间得到了创造性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艺术、实践得以集中共享。由于历史原因,存在于西方文化长廊末端的基督教与东方佛教之间的联系在大约5-15世纪间开始大量减少,15世纪以后,这种关系进入了重建期。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彼此“分离”的宗教看起来十分不同。尽管每种宗教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但就其本质而言,诸宗教之间则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关联。信仰间的对话不是必须的,但欧亚宗教最好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制度化的“宗教”是这个复杂网络的服务器。宗教的“象征符号”可被视为某种类似于DNA解码序列的东西。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浅析唐诗中的“别鹤”意象

中国古代对鹤的描写始于鹤鸣,先秦文献记载认为鹤鸣有求友引朋之意。后来蔡邕的《琴操》与鹤意象相结合,形成了表达夫妻分离的“别鹤”意象。唐代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便利的交通使诗人离别逐渐常态化,唐诗中“别鹤”意象过渡为友人离别。唐代诗人整体更积极入世,被贬谪的情况也更常见,使诗歌的情感在传统离别之情外增添了知识分子“仕”和“隐”的人生抉择之苦,深化了别鹤意象。文人们敏感地在“羁鹤”与“困士”中建立同构对应关系,逐渐形成了鹤悲情结。文人在鹤悲情结中产生了对生命的喟叹,对命运无常的拷问和对生命有限性与追求的无限性之矛盾的思索,让诗歌中的鹤悲情结上升到哲学高度。     

唐人的价值取向与咏侠诗创作

唐代是咏侠诗的繁荣鼎盛时期。唐代诗人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咏侠来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和人格理想,抒写浪漫不羁的情怀、士不遇的愤懑和对民主平等的向往。唐代咏侠诗体现了唐代士子积极入世而又坚持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完整地体现了唐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浅析唐长安寺观对京城的影响

唐代长安寺观林立。这些宗教机构除了履行佛道仪式,扮演祈佑的工具之外,对京城百姓的文化生活和这个城市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浅析这些影响,从而再现宗教文化对世俗世界的作用。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李商隐《夜雨寄北》“巴山”辨证——兼论文学原型的“典型化”

考察《夜雨寄北》“巴山”所指,须辨析唐诗中“巴山”“蜀山”用法及唐剑南东川之历史地理。《全唐诗》所涉“巴山”约三分之二指古巴地之山,约三分之一指川北之巴岭,即巴蜀经汉中往返关中所经大巴山脉西缘。但目前所知李商隐行迹,没有初秋由巴蜀经汉中返关中的记载,所以巴岭之说缺乏依据。今影响最大的“泛指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之山”说则误读了唐代地理,唐剑南东川辖区在今四川之中北部、中部、中南部、重庆西部而非“四川东部”,今四川东部中晚唐时属山南西道,今重庆东部属荆南。综合考察,唐诗中的“巴山”除少数指川北之巴岭外均非确指,而多用以区分巴、蜀、楚等地域与文化或羁留之地。但兼具“巴山”“夜雨”“秋池”,尤其是极易触发羁旅中诗情的“相思”题旨等诸要素集中之地、唐时李商隐任职的剑南东川所辖渝州之缙云山,仍最可能为李商隐创造文学典型的触发地或原型。     

孤本《净土盂兰盆经》（P.2185号）研究

法藏P.2185号敦煌写卷是《净土盂兰盆经》的唯一抄本，也是该经存世的唯一孤本。该经旨在奉劝民众造盂兰盆并于七月十五日供奉佛僧，为现在、七世父母追福。这部中土僧人撰述的佛典是佛教孝道观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其取材甚广，除借鉴《盂兰盆经》外，还征引了一些当时流行的佛经及佛经注疏。本经的编纂既为唐五代官方、寺院与民间耗费巨资造盂兰盆及供奉物品提供了佛典支持，也为盂兰盆斋会范文的制作新增了素材。同时，为盛行于晚唐五代的目连变文中目连母堕饿鬼地狱故事的书写添加了母题。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八月以前，这部佛典远播日本，与《盂兰盆经》《报恩奉盆经》等，同是日本各大寺院举办盂兰盆斋会时的常讲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