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六朝南方庄园经济与庄园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士族地主经济及政治权力的扩张,南方庄园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相伴的庄园文学也应运而生。庄园文学主要表现为描写庄园的山水诗与山水赋,庄园文学形式上描写庄园山水,实质上吐露的却是士人对士族文化生活的认可与审美,表达了士族的闲适生活及由此而衍生的隐逸心态。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之“女教”与“母教”——从一个侧面看中古士族文化之传承

十六国北朝士族社会女性普遍接受良好的儒家礼法与经史学术教育,这为她们主持家族内部日常事务、实施"家教"提供了必具的条件。特别对那些遭遇变故的家族而言,士族女性训抚弱嗣,承担起维系家族传承的重责。其教子首重儒家礼法,敦励子孙品德,以维护家族和睦,获取社会声誉;其次注意培养子孙之才学,或亲自教授经史学术,或鼓励子孙寻师求学,以塑造其子弟入仕进取的士人品格与修养;再次注重对其子弟为政能力与忠义清廉观念的训导,以确保其成就功业。经此"母教",一些士族后继有人,其子弟为人、为学与功业皆有所成,不仅有助于其家族门第之延续,而且对华夏文化之传承也有深刻之影响。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论陶渊明田园诗的价值

陶渊明的田园诗内容丰富且复杂,反映了他心灵中最为真实的情感状态,包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实际耕作的艰辛感受,以及不能超然世外的苦闷情绪。其艺术风格也独树一帜,主要表现为语言的质朴、平淡和所蕴涵意境的高度统一。此外,陶渊明田园诗的价值还表现在构造了桃花源式的精神家园。     

陶渊明人生论稿

陶渊明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反思精神,他始终面对着严重的人生危机。贫困是纠缠其一生的问题,而精神问题则更为严重：隐居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矛盾转化为仕与隐的尖锐冲突;隐居于田园之中,他并非一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要面对新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即孤独感、死亡忧患和功名情结。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从《聊斋志异》的“书生”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补偿心态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故事,很明显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补偿心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艺术幻境补偿在现实中失落的人生目标和尘世欲求;二是通过否定科考、称道“出世”来寻求平衡、消解苦闷;三是借幻想中的美人对书生的相知相悦,寻求慰藉,肯定自我价值。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谢应芳词的龟藏意识

谢应芳词的龟藏意识表现在惜身贵生,其词经常表现对战乱中生命的深切重视与关爱和对功名的强烈否定,这种意识来自谢应芳长期的战乱经历;安贫固穷,其词经常讲述自己贫困的生活处境,不以贫穷为意,这种意识来源于谢应芳保持高洁人格,真醇本性的人生追求;藏六有乐,其词多表现欢乐的气氛和心境几方面。此种心态的形成与谢应芳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战乱经历密不可分。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叙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陶渊明“有志不获骋”句新解

陶渊明《杂诗》其二有句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其中"有志不获骋"句人多解为理想壮志不得实现、才华不能施展的苦闷,这种解释恐系误读。"志"的含义较广,并不专指政治抱负。无论从他的诗文作品看,还是从他的从政表现看,中年以后的陶渊明很难说有什么政治抱负。年富力强时期尚且如此,到五十岁老病交加之时,却因为抱负不得实现而通宵不眠,殊不合常情。本句中的"志"不应作政治抱负解,只是一种泛说,句谓心里的愿望无论大小大都已无力实现。"日月"两句写的是一种老年感受,谓时光飞逝,忽臻老境,精力不济,力不从心。作者所以焦虑万端,终晓不静者,盖因意识到来日无多,人生已入最后途程,而非政治抱负未得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