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张謇的义利思想初探

张謇的义利思想可概括为"义利双行,辩证统一".其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义字为本,以义取利"、"义利兼顾,公(利)私(利)结合"、"义利统一,以利辅义";其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以实业生利,以事业行义"、"实业与事业相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荣".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传统论析——以纵横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在西方外交理论的强势话语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亟待突破。近年来,学界已触及纵横家的外交思想。尤其是道义现实主义对东周时期霸权含义的重释,开启了具有中国思想传承的崭新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实际上,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五霸道义与利益并举、实力与合法性并用、注重秩序的非零和博弈同战国时期列国兼并中以利益、实力为先,视道义为个别国家的纯粹工具、注重利益关系建构活动的零和博弈呈现出道义现实主义的高低两种形态。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利益现实主义可谓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起点。目前,对论证纵横家理论的《鬼谷子》的分析,以及对记录纵横家实践的《战国策》的整理都还不够。尤其是纵横家以"阴""阳"为"害""利",以"言象事比"语义学为辞令,以"揣情""量权"为主客观依据,以"内揵""抵巇"的利益关系为依据的外交策略尚未被论及。基于对《鬼谷子》的哲学分析,结合对《战国策》案例的全面整理与详细分类,本文努力探究纵横家利益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将其与西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对比,阐释其作为道义现实主义初级形态的地位并且分析其当代借鉴,希望能抛转引玉,有裨现实。     

孔子义利观的真实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在对孔子义利思想既往的考察中,人们普遍认为孔子在义利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重义轻利。其实,孔子并非是只要义而否定利,而是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以义制利。正确理解和客观阐释孔子的义利观,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应明确利是义的前提和基础,把人民之利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树立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习近平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

习近平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以"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视野观照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基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而提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其理据和意蕴之阐明,关乎实践中的构建和维系,关乎人类生存发展和文明走向。中国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协和万邦""恒产恒心""天下为公""忠恕之道""万物一体""义以为先""民为邦本""为仁由己"等思想资源和多重智慧,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提供了意蕴和理据的深厚根基,其所具有的和平性、兼顾性、公正性、道义性和包容性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儒家义利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

儒家义利思想倡导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义重于利,义利统一.鉴于它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存在契合性与冲突性,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传统儒家的义利思想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赋予"义"新的时代内涵,将义利兼顾、义利相生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将法治的理念注入义利范畴,使之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趋向和需求.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提升企业家"义"的文化基因,建立"义利相生"的情境机制,加强对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构建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从而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内生化的价值取向.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义利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的本质内涵。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党践行其宗旨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实然,是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使然,是党提高其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应然,是党履行其执政责任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