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及其实现

伴随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促使食品安全问题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保障 食品安全供给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福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应该在借鉴域外食品安全 规制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创新由政府主导,市场、第三方组织和消费者平等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进而通 过多元治理实现政府监管有利、制度措施到位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实现——基于《食品安全法》第七条的思考

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生产销售者内在的自律和对其外在的监管。分析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指出行业协会作为自律组织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正当性,其监管功能的实现可以弥补食品安全监管中政府监管的不足。提出应通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正确协调行业协会自治与政府职能的分工与制约。     

风险视域下进口食品的安全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风险不断传播和蔓延,进口食品安全屡次成为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风险规制机制。该机制在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存在着规范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制手段缺乏创新性和多元性、交流机制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当前,可以借鉴域外多元化监管工具、数字化治理手段、开放性信息交流等长效机制建设经验,通过强化合作规制机制、建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定量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全球共治机制等措施,不断优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规制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反馈系统构建探讨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后果严重,防控形势严峻,其根源在于我国食品交易市场中买卖双方食品信息的不对称、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缺失及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反馈机制的不健全.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加强公众参与监督力度、构建多方协同监督新模式可以有效改善食品安全的不良状况.然而,目前有效的、科学的民众监督机制仍未建立.因此,依托卫生健康等政策的支持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构建多方协作的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反馈系统,可以实现政府快速掌握食品安全信息,进一步缩小食品安全影响,进而达到提高食品安全性的目的.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调查与路径探析

治理理论视角下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关注度较高但满意度低;其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有待增强;参与监管渠道不畅;监管成本较高。应提高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畅通其参与监管的渠道,完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积极探索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路径,从而充分发挥消费者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案例对比分析

多元主体合作不足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痼疾",构建食品安全监管多元化主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是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重要手段。以内容分析法,对海峡两岸两起"塑化剂风波"的98则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两起风波中,政府、市场和第三方三类监管主体的监管表现不一。台湾塑化剂风波中,台湾地区的政府监管是"第一主体",第三方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而市场的监管至为微弱。而在酒鬼酒塑化剂风波中,三类监管力量势均力敌,甚至第三方的监管力量还稍微领先。2媒体和公众对两起塑化剂风波中多元主体的合作监管绩效评价都不高。相对而言,台湾方面要稍胜一筹。3媒体和公众对影响合作监管绩效因素的认知较为相似。责任共担、信息公开、全程参与被认为是提升合作监管绩效的关键性因素,而对增加信任和地位平等的呼声不甚强烈。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明晰多元监管主体间的责任,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鼓励依序全程参与,同时增加互信,争取较为对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多元主体合作监管的绩效。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论析

食品安全问题关乎国计民生,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单靠政府监管已力不从心,必须发动社会公众参与到关系自身食品安全健康的行动中来.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将政府监管和公众参与加以契合,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通过对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理论基础的分析,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厘清公众参与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耦合关系;为解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应制定并完善相关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法律法规,统一奖励原则、奖励主体,规范奖励程序,确立科学合理的有奖举报结构体系和内容,建立“深喉”举报制度.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部分.它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监管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监管职能的分散、监管职责的不明晰,容易产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领域的"反公用地悲剧";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治理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失灵,需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和力量,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加大食品违法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食品供应链条越来越长、环节越来越多、呈现出跨部门、跨地区、跨国界等特点,进一步加大了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食品安全监管必须着眼于整个食品供给链的监管。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恰恰割断了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文章主要从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出发,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思考,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本质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应由传统的直接监管逐渐转向直接监管、安全信息交流与管制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的信息传递机制。由于可追溯体系能有效解决食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协调食品供应链成员间利益与风险,进而从整个食品供给链来管理食品安全,实现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应该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重要载体。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借鉴与创新

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失灵。美、日两国立法、执法、司法中引入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力地保障了食品安全。我国现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流于形式,操作性差。借鉴美日经验,改善我国食品安全现状需要在立法上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在执法上吸收公众参与监管食品安全,在司法上赋予公众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权。     

论食品安全第三方平台监管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中,传统的监管方式的局限日益明显,而由互联网衍生出的第三方平台却可能在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分析传统监管方式所面临的困境和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的运行状况,探索新的第三方平台监管方式,包括监管理念的革新、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的建立、管理模式的改变以及第三方平台责任的明确等,使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跳出传统模式的局限,实现向合作型治理模式的过渡,从而真正达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现状的实证分析 ——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通过对966份问卷调查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建设,成都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已取得了较大成就,社会整体满意度较高;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作用、企业主体地位、社会广泛参与三个层面,成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下一步工作重心包括政府应理顺监管体制、强化监管合力,完善监管手段与措施...     

关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食品安全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其中也存在重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过去几年来,《食品安全法》几经修改并且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在征集修改意见中,从立法层面来说,食品安全立法日趋严厉并且更加完善。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来看,治理领域在以下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整合问题、食品安全标准治理及立法完善问题、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治理绩效评估问题、街头食品及网络订餐涉及的食品安全治理问题、不安全食品致害侵权的私法救济问题、公民食品安全普及教育问题以及食品安全信息的权威发布,等等。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问题及其对策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越来越反映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但是食品安全监督存在部门重叠、权责不清、监督标准严重滞后、监管法规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不能确保食品安全监管经费足额到位、流通领域监管不力、缺乏食品安全技术标准体系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快完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制,从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掌握主动权.国家必须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大力开展并形成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环境,逐步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科学披露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风险信息,政府部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经费的投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