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融资绩效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5—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渠道融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从两种渠道获得借贷均能提高农户收入,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正规金融的借贷在西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为0.80,分别高出东、中部地区0.21和0.41;非正规金融借贷对中部地区农户增收作用显著,贡献率为1.47,但在东、西部作用不显著。可以判定,农户借贷差异是导致农户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户产生借贷区域差异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和区域种植结构差异有关。要提高农户融资绩效,减少借贷差异,进一步缩小农户收入的区域差异,应该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覆盖面,对非正规金融适当解禁,引导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适度合作,加大正规金融对中部地区支持。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福利效应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五次调查的农户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趋势、动因,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土地租赁市场对家庭收入、消费及贫困的效应,在考虑贫困持续时间的非参数Kaplan-Meier模型及COX生存模型中对土地租赁的减贫效应进行再考察。结果显示:2010—2018年农村家庭参与土地租赁的比例每个时期均维持在25%左右;农业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户更倾向于租入土地,农业生产能力强的农户更不愿意租出土地,但农业生产能力变量并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土地租赁市场并不能提高效率,土地租赁市场将资源从土地相对丰富的家庭转移到土地相对贫困的家庭,说明农村土地出租市场促进了平等;租入土地的收入增加效应主要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中下端,租出土地增加了消费中位数家庭的消费,但租出土地使得富裕家庭的消费下降,租入土地只对东部地区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土地租赁市场的收入、消费效应具有分布、地区的异质性特点,但土地租赁对全部样本的收入、消费、贫困均无显著影响;基于生存模型结论也显示土地租赁市场对减贫没有显著作用。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

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了2004—2015年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的溢出效应;新型城镇化对东部与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与间接效应,但加大了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缩小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大了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邻里效应对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改善需求的影响——来自山区村庄实地调查的经验证据

综合使用条件价值评估、Logit回归、Tobit回归方法,基于安徽、河北两省山区村庄571份农户调查数据,从社区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邻里效应显著影响山区农户饮水与环境卫生改善需求,跟随、学习或模仿效应会提升农户改水改厕支付意愿,而邻里互助效应可能会带来农户改水改厕支付意愿的下降;邻里互助效应明显减弱了邻里间跟随、学习或模仿效应对农户环境卫生改善需求产生的正面影响。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厕所革命攻坚的难点重点地区,发挥已改水改厕农户的示范作用,允许有邻里互助需求的农户共建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共享站点,也将是改善山区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状况,提升农户改水改厕积极性的重要途径。     

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能源贫困与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

中国西部面临的两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农村贫困和环境恶化,中国西部农村还有大约100万未接人电力的农户;多数农户的炊事仍然以传统生物质能源为主。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还有助于西部农村能源贫困的缓解、缩小地区用能差距。实践表明,中国政府在西部农村地区实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发展西部农村可再生能源还存在现实的阻碍;所以,需要政府在财政、税收、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强大的支持、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农村能源服务体系。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运用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及其地区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影响程度按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依次递增;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中国益贫式增长与财政支出--基于省际 PEGR 指数的实证研究

首先通过计算中国1985—2012年的 PEGR 指标分析了中国的益贫式增长状况。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同时收入不均等状况也恶化了,这降低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随后利用1995—2006年中国15个省市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各项财政支出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发现：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降低贫困人口为目的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基础建设投资、医疗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以缩小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为目标的益贫式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