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沫若的翻案剧

四十年代,郭沫若曾以写历史悲剧闻名于世。解放后,郭沫若先后写过两部史剧,即《蔡文姬》和《武则天》。两部史剧都是翻案剧。前者替曹操翻案,后者替女性人物翻案。郭沫若为什由写历史悲剧转而写翻案剧呢?他是怎样写历史翻案剧的?写翻案剧的时代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的。一、为什么要写翻案剧?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     

略论“为曹操翻案”

本文首先肯定郭老在1959年提出“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后指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作者认为,只有对“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才可能在曹操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地取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开展《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综述

对于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问题不自今日始。鲁迅早在1927年就对曹操作了适当的评价,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巨,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袁良义在1958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曹操论”。此后,王仲犖著有《曹操》一书,陈显远创作了《孟德献刀》。他们都一致把曹操肯定为正面人物。郭沫若在今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中文提     

曹操的翻案与定案

引言 曹操的问题应该定案了。自从1959年郭沫若院长、翦伯赞教授发表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先后很多关于曹操评价的讨论。除了很少的意见外,大都肯定曹操对当时社会确有贡献,对历史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理由是:从政治上说,曹操抑制权豪,禁止兼并,减租轻税,兴修电田,安定民生,破格用人,网罗英俊;从军事上说,三十余年战争,亲     

浅谈《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拔高与美化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的典范,曹操是《三国演义》重点突显的反面人物。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屡次掀起为曹操翻案的热潮,无不指《三国演义》为丑化曹操的罪魁。小说中曹操的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确有所出入,但小说并没有丑化曹操,演义中曹操的劣迹、罪行都有史料依据。相反《三国演义》在详细描述曹操的征战、治国、齐家诸活动时,客观上对其进行了美化与拔高。为曹操翻案的无病呻吟的奇怪现象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受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气候影响,并不是学术自由发展的结果。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反思——以1959年“替曹操翻案”讨论为中心

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不仅厘清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史实,而且推动了对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中,体现唯物史观这一评价总原则的多种具体标准与观念,如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得以综合运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次讨论冲击、弱化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就需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道德评判,及事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兼评郑守正的翻案文章:《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

近年来,国内掀起一股为方伯谦翻案热。郑守正先生的《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是翻案文章中颇具代表性之作,但该文所提出的“方之冤案已划下了句号”、“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作战”等说法,缺乏根据,纯属无稽之谈。该文对所据史料不加辨析,且随意增删改窜,无所顾忌,实有悖于学术规范,称不上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历史结论要靠确凿的史实,翻案更需要充分的证据,就现有史料看,尚无充分证据为方伯谦翻案。     

麻雀与曹操

麻雀与曹操,本不搭界。但在20世纪50年代,二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却一度成为不大不小的“热点问题”。现在回观这幕二者荣辱殊途的悲喜剧,仍使人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氛围”。50年代全国曾兴起了一个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使麻雀痛遭“浩劫”。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像那场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的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薛攀皋先生在《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一文中,详述了这段荒诞不堪的历史,读后不能不使人叹思良久。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     

论郭沫若戏剧的抒情性及其启示

欣赏郭沫若的剧作,我们常常会沉浸在文彩风流的诗意之中,会被剧情所挟裹的情感风暴、被主人公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哭深深感染。这,就是郭沫若戏剧的特征──热烈的抒情性──所产生的审美效应。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重主观的诗人。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不断变化思想风格,但《女神》时期的“主情主义”,作为他艺术灵腑中的一道脉息,总贯注于创作的始终。诗歌创作如此,戏剧创作也是如此。郭沫若是写作历史剧的。他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①对此,陈瘦竹解释说：“历史精神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历史精神,…     

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刍议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作为新诗开拓者的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其《女神》,反映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近年来发现的郭沫若《女神》集外佚诗,为研究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及贡献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应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些佚诗。 就从《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邓牛顿辑《郭沫若〈女神〉集外佚文》中的诗来看,我以为都是作者编集时筛选下来的“次品”,大抵属这样几种类     

唐越国公汪华翻案成功原因初探

汪华是徽州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两宋前期,官方史书对汪华的评价甚低,直到罗愿《新安志》问世后,汪华才在正史中正名.汪华能够翻案成功的原因,一是《新安志》作者罗愿自身的努力;二是宋代敕封政策的影响;三是两宋时期汪氏家族势力的崛起.三者合力作用之下,为汪华在官方正史中成功翻案,肯定了汪华的历史功绩.     

“雷电颂”与“暴风雨”

<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者认为: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具有“不丑中的丑”;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则是“丑中的不丑”。《三国演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出了曹操这样一个复杂丰满的典型形象,显示了艺术创作的精美。     

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讨论曹操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四月份举行了两次关于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学术讨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系主任杨荣国教授和戴裔煊等其它教授、讲师、助教以及一部分同学。会上,大家都认为应该替曹操翻案,但是对怎样翻,翻到什么程度,大家的意见有不少分歧。如戴裔煊教授认为曹操是人民英雄,认为曹操打击了豪门,打垮黄巾军的领袖,没有消灭黄巾军,却将他们收编过来,没有违反他们的目的;曹操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制度,平定乌桓等,都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陈锡祺教授、陈玉森讲师等不同意戴裔煊教授的看法,他们认为虽然应该替曹操翻案,但不要翻得过火,不要将曹操的一切都     

《孔雀胆》研究中不同观点综述

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孔雀胆》是一部争议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历史剧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观点的论争日益热烈起来。 1942年秋,郭沫若写成了历史悲剧《孔雀胆》。当他把初稿拿出来征求意见时,人们对剧本所选取的历史事实和表现的主题思想就有不同看法,后来经过作者的几次修改,仍未消除这些争议,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周恩来同志就认为“剧本写得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诗用“翻案法”》作者张福勋原载《文史知识》１９９６隼第１期“翻案法”，就是诗人在作诗时，故意沿用前人诗意，但又必求一反前人诗意，而其意又当在情理之中。“翻案”需要诗人的“艺胆”，更见出诗人的胸次。当然，“翻案”最要紧的，还是要根据自...     

谈《蔡文姬》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

历史喜剧《蔡文姬》是一九五九年春天脱稿的,这是郭沫若同志给十周年国庆献礼的一篇力作。郭老说:“我写《蔡文姬》的动机就是为曹操翻案。”这是剧本的主题。剧本选用了文姬归汉的故事,所以《蔡文姬》的戏剧冲突便是围绕文姬归汉这一中心事件来展开,随着中心事件的发展,使剧中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断激化,并得到解决,从而逐步展示人物的性格,推动剧情的发展。《蔡文姬》一开场便是矛盾,展示了三天三夜未睡的蔡文姬百思不解的矛盾心情。她自言自语:“怎么办呢?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在失眠中她的《胡笳十八拍》已经做到第十二怕了。“喜得生还呵逢圣君,嗟别二子呵会无因。十有二拍呵哀乐均,去住两情呵难具陈。”矛盾心理,惶遽之情,出于言表,见诸文字。这是子女之情,夫妻之情与乡土之情、民族之情的矛盾。也是家事与国事的矛盾。这便是戏剧冲突的开始。由于赵四娘的规劝,和她愿意留下来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使蔡文姬去不去的矛盾很快得到解决。     

张作耀学术成就简介

张作耀,1931年生,山东平度人,汉族。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7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历任编审、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新华文摘》和《新华月报》主编等职。曾兼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等职。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和书刊编辑工作。学习和工作之余,致力于个人学术研究。论文有《也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论语新探〉初辨》、《孔门弟子异同论》、《孟轲》、《廖仲恺思想刍论》以及有关曹操和刘…     

关于1959年曹操讨论之诱因考

1959年，全国掀起了关于曹操的大讨论。当时，这场讨论波及了史学界、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目前，对于这场大讨论是何时发起、又如何能在全国得到迅速响应等问题，学界尚缺乏较为全面与踏实的研究。当年引发、推动曹操讨论的几个因素应分别为：郭沫若的创作动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中共中央机关报对讨论的报道、中宣部的直接参与及《蔡文姬》发行的多种运作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