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义考

“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多角度研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才能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有所深化、研究理论有所突破。     

中国古今图景中歌手“粉丝”的变迁

文章从中国历史图景中描述粉丝的变迁过程,并对粉丝进行分类。由历史发展角度看,票友、发烧友、歌迷、追星族都是粉丝的近似身份;从性质角度看,粉丝又可以分为职业粉丝、业余粉丝和专业粉丝三类;从喜爱对象角度看,粉丝可以分为亲妈饭、后宫饭、高贵饭、板板饭、大腿饭等。本文对研究粉丝的活动与情感起到一定铺垫。     

中国“河伯”与日本“河童”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河伯"和日本的"河童"是两个相似但又绝不等同的文学形象,他们分别产生于两国对大江、大河的崇拜,是各自水崇拜文化的一部分。用比较的方法对这两个形象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人民精神与文化的了解,更可以结合两国的材料一窥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基于俄语语料库的“中国形象”定型研究

国家形象的语言定型是认知主体对该国的主观认知在语言层面的投射与表征,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借助语言定型理论,以俄罗斯国家语料库中的涉华文本为语料,考察“中国形象”的语言定型,能够进一步精确俄塑“中国形象”,挖掘影响形象建构的精神文化因素,以期有的放矢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俄相互理解,深化两国交流合作。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过程性、具体性的色彩，因而是辩证的、科学的“义”利”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一“义“利”观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理论，它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而成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以及“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案中得到了升华。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依然需要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中国红”国家形象在国际语境中的解读

由于中国和西方各国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色彩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内容迥异的文化义。本文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红＂,并探究＂中国红＂所代表的中国形象的建设。     

“纯性”与“热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纯性”与“热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

费孝通一生经历了三次学术生命,每一次学术生命关注的主题均有所不同。这种研究主题的跳转使得人们更多地将目光停留在费孝通学术谱系的断裂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连续性。事实上,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和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怎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和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活历史和小传统的双重角度切入,对之做出了极富洞见的回答。然而,费孝通的思想深处又有着难以纾解的紧张。这种紧张不仅折射出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转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也彰显出人格、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     

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论

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便有“散”的一脉存在,“散文化小说”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描述其状貌,廓清其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是抒情的小说,非戏剧性小说,抒情性与结构的非戏剧性就是其核心特征。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意象派”诗歌创作原则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启示

典籍英译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因而,越来越多的翻译者和学者开始热衷于翻译古典诗词和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文章通过研究以庞德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以及中国古典诗词喜用意象并置和叠加的特点,提出将庞德的意象密集型创作手法和民族诗歌翻译法结合起来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密集型诗歌,以实现诗歌翻译的形神兼备;形似是诗歌翻译之基础,形神兼备为诗歌翻译目标。     

“ 纹” 以载道：中国古典图案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物以载道是中国造物艺术载道的一种特殊方式,它的意义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一样,所不同的是载体的区别。中华图案纹饰与造物艺术共为一体,独特地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庙底沟彩陶盆上出现图案伊始,中华造物艺术就与图案融为一体。玉器、彩陶、青铜器、瓦当、漆器、建筑构件等造物艺术,无不包含了图案,同时,图案纹饰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因而我们也可以说:‘纹’以载道。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