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

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这一视角来看,报刊、普通受众与作家的关系,折射的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舆论环境中,编辑部在报刊的定位、宗旨、方针等方面,必须考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进而选择"大众化"的稿件.特定时代的文学体制和社会语境,把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的文化心态、精神欲求和社会想象,都有着某种相似性.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

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之间互文共生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具有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的文学文本,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学史视野下战后香港文学的定位——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为特定时期文学做侧面画像,是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按照韦勒克、沃伦的观点,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如果说"文艺政策"和"文学会议"还只是对十七年时期"文学论争"中具有结构功能的外围网络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对"文学批评"在遭遇"当代"后所呈现出的"当代性"亦即"文学批评"如何"策略性"地成为"文艺斗争"的有效方式以及对这种"断裂式"延续方式的审视,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修辞"意义。     

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副刊和文学栏目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文学研究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有利于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

对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 ,已经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言说 ,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观念和叙述方法进行审视和思考 ,对历史本质做必要的廓清 ;同时 ,应该将十七年小说与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此外 ,还应该关注文学的内在传统 ,考察十七年小说与前后小说史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 ,只有让十七年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到新的关系与可能。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革命文学"论战与报刊的新旧之争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日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

一 "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七年文学"的全球化,就是社会主义化.     

《人民日报》与"十七年"文学生产

<人民日报>发表的文艺社论、编者按、文艺消息、读者来信、作家检讨、文艺评论、文艺作品引导着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向,规约和促进着"十七年"文艺的生产及其价值诉求,进而建构起具有党性原则的新中国文学制度.而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典范作用.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文艺学建设中对"西马"思想方法的反思与借鉴——以"意识形态概念"为例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返本开新.首先是必须返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本,批判地检视作为一种新资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其次返文学之本,即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具有"审美性"的文学文本之上,而不是过于宽泛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有着丰富的可资借鉴、可供"开新"的东西.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以《红旗谱》为例

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红色经典",从发表至今,对<红旗谱>的阅读、批评和接受应该已经"经典化",但仔细考察文本,就会发现<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依然给我们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本文关注的是<红旗谱>如何改写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书写以及这样改写的意识形态背景.事实上,许多"十七年"的"红色经典"都存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改写的问题,本文虽然只是一个个案的审视,但希望借助这个个案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大众传媒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体制建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独特性在于,体制性的力量驾驭着作家的个人创作.伴随着报刊、出版社的国有化过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文艺生产领域不断强化,文学作品的发表原则、传播机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此过程中,大众传媒运作同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叠合在一起,它们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王方式,引导作家创作在意识形态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形成.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