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

北宋文人对自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自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

悲美作为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源于《源氏物语》。小说以悲为美,熔写实精神与唯美倾向于一炉,把风雅、幽玄、物哀等美感特征编织在悲美这一文化网络之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论庄子的“美”与“乐”

庄子的美:庄子不说什么是美,却在相对性关系中描述了美。庄子承认了美具有共同性,却强调了审美的差异性,尽管这是人所共美的事实,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庄子至少是认同残缺之美的,在庄子的笔下,几乎见不到群体艺术美的形象,反倒多为独绝式的美的形象。超越是一个过程,超越与宗教的情怀有关,因为宗教不仅给出了超越的向度,也给出了超越的力量。所以,超越必须对于苦难、生死的问题有一个出转。庄子的乐:天地之美是其固有的美,而人能够观得其美,必定引起心理上某种反应,那就是愉悦情感的发生。庄子的"乐",自然不仅是感官上的乐,主要是心之乐,也即精神上的快乐、愉悦与自由,但是,这样的乐不可能排除同时间感官上的反应,也就是说,是身心一体的乐,一个"游"字道出了庄子的隐秘。得道也就是得了"天地大美",从而无论是通达、还是穷困,都会乐,之所以乐,却不在通达与穷困上,而是在这之外的东西,通达与穷困不过是得道者借此以实现自乐的方便而已。     

长歌可以当泣——谈谈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本文通过对汉乐府民歌中有关作品的分析,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汉乐府民歌的“以悲为美”。     

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

两周时代由孔子奠定的"正命"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人文趣向,也直接构塑了中国"悲"意识的特殊表现形态,即由"冤"而生"怨",由"怨"而到"圆"。其中,"冤"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命"意识,"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悲"意识,"圆"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和"意识。     

悲与喜的错位——女性视角下对“乐府双璧”故事的新思考

《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其叙述的故事家喻户晓,对这两首诗的主题倾向以及两个女性的形象接受几成定论。本文试图纯从女性视角出发,从分析两个女性入手,对这两首诗歌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意义”的审美“综合”——论体验美学的审美感知方式和特点

体验美学的审美感知方式———诗意综合方式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是同化。在同一语言层面上，诗意的综合不同于非文学的综合。其二是深度综合。如隐喻义、象征义等在诗意综合下，变成一种深度体验情绪参与到审美体验的建构中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悲剧的精神意识分析及其美学意义——兼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心性结构对情的规限

不论从哲学理论上还是从艺术形式上考察,悲剧都是对现实人生苦难的关怀和反省。悲剧的精神意识包括悲剧性的生存意识、悲剧性的斗争意识、悲剧性的主体意识、悲剧性的激情与悲剧性的超越意识。悲剧的美学意义指向的是构筑一个充满对人性和苦难关怀的社会、一个真正充满自我反省和自我建设的全新的人生。     

从“唐韵”到“宋调”:江西诗派对中国美学传统的改变

江西诗派几乎改变了中国美学中的艺术传统.本来,单纯的艺术因素在中国诗歌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但由于黄庭坚等人以“点铁成金”为纲领的江西诗论的影响,宋代之后中国诗歌的艺术逐渐自觉追求一种基于文化素养和睿智思力之上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代表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独特艺术品味,这就是与“唐韵”不同的“宋调”.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

宋代山水词在整体上体现出以＂清＂为美的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超然脱俗的意境铸造、单纯优美的意象选择、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流畅明快的音乐节奏。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是宋人超越性审美追求的体现,清冷素淡的意境营造既体现了词人对高尚人格的企望,也沉淀了他们凄苦沧桑的心灵体验。＂清＂美构成了宋代山水词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也使之多少带有单薄纤弱的缺点。     

论儒家“中和之美”对中国古典戏曲叙事范式的文化观照

中国古典戏曲尊崇“大团圆”结构模式当与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整体性、求同性、直观性的“天人合一”的“中和”期待视野调谐融和。它蕴含着国人对以人的肢体、语汇、舞蹈、音乐、绘画、雕塑等为传播媒介的艺术表达体例的独特悟化以及炎黄子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哲学观念、文化心理、叙事视角、生命品位等在艺术演绎人生现实上的审美映射并彰显着悠观风卷云舒式的诗意栖居的生命情韵。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对峙到融合——论经济法对“部门法理论”的贡献

“部门法理论”是部门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法理基础。在经济法出现之前,传统的部门法理论将各个部门法限定于对峙状态,经济法的出现则将这种对峙进一步放大为不同部门法之间的论战。但经济法的后续发展则证明,在现代社会,不同的部门法应当走向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同部门法之间应彼此协调。经济法为部门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从“神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五四”前后佛学对诗坛的影响

从1913年到1922年,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发生急剧变革的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过渡,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全新的一页。表现在诗坛上,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垄断诗坛。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考察,这次诗坛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又表现为佛学影响的明显削弱和泛神论思潮的崛起,也可以说,中国诗歌从“神的文学”走向了“人的文学”。由此,中国诗歌从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步入了世界现代诗歌的行列。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再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关系到如何估价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绝不仅仅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仅仅是为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找到了坚实可靠的本体论基础——作为人的始源性生命活动的实践。马克思所要“颠倒”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的“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是它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改变”,从而要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革命的力量。这才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     

从建构的雄心到“影响的焦虑”——论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

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显示出其在建构多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他的小说创作在语词、内容和叙事上,既受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也有法国文学对其的影响。中西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李劼人努力获得"影响的焦虑"的写作实践,"三部曲"在场景描绘、命运描摹、心理分析和历史叙事上成就了另一种写实图景。     

从“各适物宜”到“兴象”——中国古代意象论的核心环节

从“各适物宜”到“兴象”是中国古代意象论的两个核心环节。“各适物宜”论对“物”格外重视,是中国文学意象理论的发端期,意象理论的天平偏向于“象”之传神。“兴象”说,紧承“象其物宜”理论命题,亦特别重视对“言”、“意”之中间环节“象”的开掘。“兴象”的理论内涵至宋代严羽而成熟,元、明、清诸家“兴象玲珑”、“兴象深婉”的说法,都是对严羽的响应。“兴象玲珑”是指意象具有“玲珑”的象外之象;而“玲珑”之象又具有“深婉”的意外之意,二者合观之,当是严羽及后来的“兴象”论者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