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生民》姜嫄“弃子”原因考

历代注解《诗》者,均将《大雅·生民》之"寘之隘巷"理解为姜嫄将婴孩弃于狭隘的巷子中,这种解释存在诸多疑点。通过对比《诗经》"寘"、"弃"的含义、考证"巷"的含义、探寻古代诞子习俗,文章认为"巷"有居所、院落义,《生民》篇"隘巷"实指畜圈,姜嫄"寘子"属某种神圣仪式,而非遗弃后稷,后代对姜嫄生子情节的转述已脱离《生民》篇本义。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明清章回体小说文体探源

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文体类型,它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深厚的文学传统.文章将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三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对章回体小说文体的渊源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理清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和对章回体小说的理性审视,而且对我们准确把握现当代小说具有现实意义.     

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论二十世纪小说文体的两次革命

二十世纪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就文体学角度而言，二十世纪的小说曾发生过两次巨大的变化，消解与建构是变化时期小说文体的双重品格，这种变化以对传统颠覆性之强和对未来开拓性之巨而堪称革命。这两次文体革命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和1985年，时代相距的遥远并不能改变两次革命的类似性质；同样的文体革命也规范不了两种迎异的发展结局。五四文学在文体上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重视个性抒情色彩。五四文学在文体学意义上的重要贡献是对个性抒情身分与地位的确认。中国传统文学在雅与俗的道路上发展下来，雅者…     

中国古代杂传与小说文体互构的发生及其面相

在传统目录学及知识谱系中看似不相涉的中国古代杂传与小说,在历史发展中却有着广泛的交涉,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二者之间并不是仅仅存在着从杂传文体到小说文体的单向承继与影响,而是呈现出一种文体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杂传文体与小说文体之间的互构,是推动二者文体新变的重要因素,是二者文体关系的重要面相之一。因此,厘清杂传与小说的文体互构及其发生,不仅对全面深入考察小说文体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古代杂传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揭示与阐释也具有重要意义。     

杂文文质论

杂文既然已被公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并列于文学家族,那就必然有其独特的文体界定和艺术特点。然而,当前学术界对杂文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有的把报刊上的短小评论统统划入杂文之区,有的将古代的《桃花源记》、《陋室铭》等与鲁迅的杂文相提并论,还有的仍坚持杂文即议论性散文,等等。至于对杂文文体特点的概括,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早已流行的“文艺性论文”说、“诗与政论结合”说之外,近来又有“浓缩文学”、“情绪文学”、“受难文学”、“得意忘形文学”、“勇敢     

因枝以振叶 沿波而讨源——中国古代小说个性表现艺术源流辨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中,数十年来一直流行着“从类型化典型走向性格化典型”的说法.这种“类型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从理论发展到创作实际都证明,“从类型化到个性化”是西方古代文学形象塑造的客观现实,“这一规律也应该符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史的实际情况”;尽管《三国演义》等明清时期的一些长篇小说思想艺术成就不容低估,但由于它们产生在“我国叙事文学不太发达、形象塑造的经验相对贫乏的基础上”,所以不可能“比十八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比塞万提斯和乔叟等人还早得多,就一步登天地跨入了个性仙的殿堂”.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形象,以弥补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之不足,就方法论而言并无不可;然而这一论断并未建立在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基础之上,理论阐述与文学实际之间缺乏严密的契合,因而显得似是而非,有失偏颇.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     

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

在中国古代诸种文体中,判词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与碑铭、书信、奏章等兼具实用性和文学性的文体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法律文书到文学样式的渐进改造和转化过程。遗憾的是,尽管早在宋代,郑樵就在其《通志》一书中将“案判”列为艺文的一类,在明代,吴讷、徐师曾在其《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中将判词列为文章的体式之一,也尽管判词具有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直到今天,有关判词这种文体本身的发展演变、文学品格及其与古代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却远未得到研…     

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以《金瓶梅》研究为例证

回顾与前瞻小说研究,反思规范与挑战规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必须要面向世界,开辟中外学术对话的通道,借鉴、汲取新观念、新方法,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精神的同时,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更新和拓展。古代小说研究的方法应回归文学本位,即对文本进行细读,从而强化小说的审美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关注作家心态史,以心会心,将心比心,对文本进行真切的内心体验和纯真的审美体验。此外,回归文学本位作为一种本体性的思考,从其逻辑关系来看,还要充分考虑到文学本体的核心,即文体。     

《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

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撰述与记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工作,《书》与国史《春秋》皆是撰述之作,既继承了史官实时记录的特征,又有其独创性。周代史官至少创造了两种记事文体,即策书体与简书体。《鲁春秋》继承了史官记事之体,孕育了经传二体。《书》体源自史官记言之体,保留了其实时记录的特征。周代统治者的执政传统是《书》与国史《春秋》从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尚书》与《春秋》分别脱胎于《书》与《鲁春秋》,其文体既继承了旧史之体又超越了旧史之体,兼具实时记录与反思性叙事的特征,以言事二分为标准裁判《尚书》与《春秋》体例是否纯正的做法不可取。     

黄世仲的小说理论及其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

黄世仲是近代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文学家。他一　生写了长短十六部小说，又与其兄主办《中外小说林》（香港）等文学杂志，并在刊物上发　表了许多理论文章。他对小说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小说文体的特点、古典小说的继　承与批判、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论述，有自己的理论特色。黄世仲提出小说创作　要为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是正确的；他主张继承古典小说的　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重视学习其艺术经验，并提出正确区分古代言情小说中淫书与艳情的标　准，指出古代小说中鬼神迷信的危害，对推动当时的小说创作具有针贬性、指导性和实践意　义，在近代小说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论汤亭亭在《孙行者》中的狂欢化艺术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当代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在小说《孙行者》中继承了欧洲狂欢化文学传统,创造性地运用狂欢化艺术形式和手法,将之融入其美国经验和族裔经验中,从而实现了创作视野和艺术表现形式的重大突破,展示了华裔文学不仅是华裔经验的书写,同时也具有世界文学的普遍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汤亭亭这一艺术实践为人们探索华美文学如何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反思华美文学批评话语"重意识形态,轻文学审美"之片面性,正确评价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学地位提供了启示。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

《世说新语》的文体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讨论。本文在分析这些观点以及产生这些观点背景的基础上,认为《世说新语》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只是由于中国现代学者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之后以为小说应为虚构,所以产生了种种疑问与论争。小说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发展演变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小说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也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     

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变迁

词曲寄生于小说后,小说文体不可避免地在叙事结构、语体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发生嬗变。本文将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文体变迁的联系分为三期探讨。早期章回小说中寄生词羼入由少到多,表现内容由简单到复杂,干预功能由单一渐趋多元的流变轨迹彰显了小说文体由讲唱型文学向案头书面型文学过渡的特点。中期寄生词曲在功能上呈现出复杂化与扩大化的明显趋势,尤其是《金瓶梅》中大量以散曲负载诗词等传统韵文体式于小说叙事的建构作用,值得特别留意。晚期随着小说理论的不断成熟,小说文体观念的渐趋明晰,寄生词曲逐渐淡出小说文体,这是小说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流向,同时也是小说由早期话本的诉诸于听觉逐渐向诉诸于视觉的案头文学过渡中的重大调整。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运动中的“文章”化倾向

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为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国正统文学观念认为,各种文体有高下之别,文章的地位最高,因为圣人之“道”必须由“文”来载。诗经圣人之手,被列为“经”,可以“兴观群怨”,地位与“文”相同。诗文是文学的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便要次一等。小说是“闲书”,不得入于文学之林。文人鄙视小说的理由一是“不正经”,小说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东西;二是“俗”,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固然俗得很,便是志怪传奇的文言,也缺乏先秦文章的气势风骨,气格卑下。中国的文学观念本是越古越好,所以“若词章之古文,尤最忌小说语气”。尽管中国小说一直想挤入文学的殿堂,它们大多也确实以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为宗旨,但始终缺乏“载道”与“雅化”的传统,因而始终得不到文学的承认。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与维度

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王国维的《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两篇上个世纪初的文章标志了中国古代文论实现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 ,因此可提出并论证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的四个维度 ,即文学观念的转变 ,文体观念的转变 ,批判观念的勃兴 ,文论话语的转变。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价值和意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