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三十五年来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回顾

(一)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渊薮”,文物丰富。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七千年前,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已出现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春秋战国时,会稽(今绍兴)曾是越国的首都;越国的铸剑技术名闻天下。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鉴湖,灌田九千顷;制瓷技术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铜镜工艺别开生面。吴王濞在德清目干乡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国     

越王台和越王殿

绍兴市是战囤时期越王勾践建都的地方。相传勾践曾经在这里建过越王台和王宫。据《越绝书》载:“越王台周六百二十步,柱长三丈三尺三寸,霤高丈六尺,宫有百户,高丈二尺五寸”。但地点不明。据宋《宝庆会稽续志》云:“越王台案详符图经在种山(即府山)东北,今乃在其西。旧有小茅亭,名近民,久废。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汪纲(绍兴知府)即其遗址创造,而移越王台之名于此。”     

试论南宋浙江人才辈出的原因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在会稽(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网罗了大批人才。至秦汉设置郡县,浙江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境内的人才,似泉初出谷,涓滴细流。西汉时西域都护府第一任郑吉,就是会稽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是东汉上虞人;此外如《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作者赵晔、袁康,也是东汉会稽人。晋室南渡,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中原世族,多避乱而定居江浙。浙江受中原文化的溉泽,文教渐兴,南朝相承,弥见繁昌,隋唐又以开通运河和对外交通的影响,经济与人文相得而益彰,浙江的人才与时俱进,有增无已。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说:“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世南)、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东晋南朝浙江农业生产发展的原因述议

东晋南朝浙江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孙吴时期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并跃居全国前列。会稽郡,良畴“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吴兴邪,“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东阳郡,“川泽沃衍”,“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金华山下,“漕渎通引,交渠绮错”,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空带山海,利兼水陆”的瓯越故地,到南朝萧梁末年,也已被称作“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足见当时浙江诸郡都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浙江地区成为当时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基地。所谓“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越城复原研究

越人于勾践之世徙会稽山北而筑越城,为今浙江绍兴建城之始。其地在秦汉时为山阴县治,东汉时为会稽郡治;隋唐时为越州治,分置会稽、山阴二县;宋时为绍兴府治,元明清因之。由于时代久远,历代各有兴建,古越城风貌已不可复见,残存于地面地下之遗迹遗物亦不可多得。在古史研究中越城复原堪称是一大难题。近些年来先后有陈桥驿、林华东诸先生撰文探讨此问题①,颇多创获,然亦有不少可商榷之处。本文愿就越城复原问题一抒己见,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太伯何曾奔吴立国

太伯、仲雍奔吴这件史事,实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的越的先人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一般无稽,顶多见之于民间传说或稗官野史,不足信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太伯、仲雍离开周族“老家”,远徙异土,确有其事。然并非揣摩父亲古公亶父(太王)的心意,打算立老三季历(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而是另有原因。太伯兄弟之窜,是避祸,并非让贤。“让”国云云,实在太多沾染了后来儒家的理想色彩,如孔丘所言:“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就是这位老夫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请     

越国富中大塘和吴塘小考

富中大塘和吴塘是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自吴获释归越后,为雪国耻,以图霸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发动越民治水筑塘、广辟田畴而出现的,是越国重要的粮食基地。富中大塘,传称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丰稔,越国炽富,故谓之“富中”。难怪左思《吴都赋》曾追赞云:“富中之畈,货殖之选。”那么,这个富中大塘在哪里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富中塘……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引《旧经》所记,说在“富中里”。清代陶元藻大《广会稽风俗赋》据左思《吴都赋》“富中之畈放马涧”,认为“在新昌县东支道林放马之所”,又引顾母“山阴富中塘”云云。其实从《越绝书》的记载度之,决非新昌乃不辨自明。《管子·八观》曾辩证地阐     

吴越先民原始宗教简述

吴、越先民的精神信仰,明显地保留着氏族社会蒙昧野蛮状态图腾崇拜的遗俗。《尹文子》、《韩非子》、《越绝书》等文献都记载着越王勾践礼敬青蛙的故事,《尹文子·大道上》说:“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娃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在越人那里,青蛙为什么具有如此神奇的效用? 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华夏族文人来说,也是颇有些离奇而难以索解的。近代以来民族学、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为我们揭破“越王敬蛙”之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越王敬蛙”的传说,恰恰透露了古代越人及其祖先图腾崇拜的历史之真像。在蒙昧野蛮的远古社会,人类的祖先受一种虚幻的、超越自然力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的每个氏族都与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有亲属或其他关系,先民们感到这些动物或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与本氏族的兴衰繁荣有     

先秦吴、越国王墓址试探

本文首先探讨了春秋时寿梦至夫差七代吴王的墓址 ,指出　　　吴之蛇门外大丘、筑山北塘、胥女大冢和蒲姑大冢分别为寿梦、诸樊、余祭、余昧之墓 ,王僚、阖闾、夫差之墓分别位于吴之狮子山、虎丘和徐枕山。文章又在梳理考订越王世系的基础上指出 ,句践至朱句四代越王之墓应在琅邪 ,翳之墓在句容大横山下 ,翳以下诸王之墓均应在吴地 ,蒸山 (真山 )南面夏驾大冢应为无余之或无 弓 一田一田一 之墓。     

范蠡筑城何处求——《越史丛考》读后

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写道:“越于勾践之世已封子弟为王为君。《路史·国名纪》丁载:《越绝书》:‘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公元前742年)越相范蠡所筑’。”又称:“《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引《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周元王四年为勾践灭吴之年,范蠡于是年筑城,是勾践于灭吴前已立东瓯也。既立东瓯,宜当亦立闽越。东瓯都于东瓯,《东越列传·集解》引徐广曰:‘个之永宁也’。略当今浙江温州。”论定范蠡于周元王四年筑东瓯城。据此论证“是为勾践行分封之确证”。用以推翻《史记·越世家》有关史实的记载。蒙文通先生的这个论断关涉温州古代史的问题。胡珠生同志据此在《温州日报》发表《范蠡初建东瓯城》(1986年1月19日)、《“范蠡初建东瓯城”再商榷》(同年3月30日),论定“为了有效地巩固后方,勾践派相国范蠡前往东瓯筑城”。范蠡在东瓯开发史上作出巨大贡献。”又称:“这两段夹杂在上元县‘故越城’下的《越     

勾践“卧薪尝胆”辨——应当正确理解历史成语典故

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中“卧薪”一事,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1963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就曾登载过王竹楼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越王勾践卧薪说质疑》。作者搜集了大量有关越王勾践的资料,又通过对其它文献的考查验证,认为勾践“卧薪”的材料很晚,而且说法还有分歧,可靠性比较薄弱,因此,勾践曾否“卧薪”,还是一个疑问。文章还论证了从南朝梁武帝《答劝进令》开始,又出现了“枕戈饮胆”和“枕戈尝胆”之说,并说这倒应是从勾践故事中引申而来的,值得重视。恕不知王先生在下此结论时忘记了一点,“枕戈尝胆”也是到南朝时方才出现,秦汉史书文献中不是也没有吗? 这记载与宋代方出现有“卧薪尝胆”,也只能说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吧。近年来,又有人著文否定“卧薪”之事的存在,故有必要加以辨正。     

顾渚紫笋茶名称考略

浙江长兴顾渚紫笋茶久负盛名,唐大历年间即被列为贡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顾山,县西北四十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唐李肇则在《国史补》中称,茶以“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义兴第三。”可见顾渚紫笋茶在中唐时已有“天下第二名茶”之誉。此后,其声誉经久不衰。现又被评为全国优质名茶,在省内仅次于杭州龙井、江山绿牡丹而位居第三。可是,关于这种名茶由谁命名、因何得名等问题却长期争论不休,一直悬而未决。     

山区县人口城镇化刍议

我国是个多山国家,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地面积占66%。而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的浙江省,山地面积占70.4%,全省有31个山区县(市),因此,研讨山区县的人口城镇化问题,对浙江和全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临安这个俗称“九山缺水一分田”的山区县(山地面积占86.14%)为例,就山区县人口城镇化的必然性、发展方向和对策作一刍议。一、山区县人口城镇化势在必行人口城镇化是指一个由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由农村居住变为城镇居住的人口转化变动过程,它实际上包含着密切相联的两层含义:一是指由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及其抚养的人口)逐步转     

略论陶成章

陶成章是中国近代著铝的革命家,“光复会”领袖,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之一。辛亥功成之后,竟不幸遇害。对他的千秋功罪,过去或因避忌讳,或有某种偏见,论述既寡,亦欠公允。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陶成章的革命事略陶成章,字焕卿,浙江会稽人。生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卒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凌晨,年仅三十五岁。他家世居会稽陶家堰。自幼聪慧过人,六岁入义学,十五岁当塾师。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才。陶成章素有大志,谈革命,重实践,在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颇有影响,在联络会党基层群众以图革命进取方面,他是“转运之枢纽”。一九○○年义和团运动时,十八     

汉“东南一尉”辨释

扬雄《解嘲》盛夸汉疆域之广大云:“东南一尉,西北一侯。”汉设“西北一侯”以控制西域各国,“东南一尉”以控制南方诸越。但“东南一尉”究竟何指?设于何地?史籍记载颇有异同。《扬雄传》注引孟康释“东南一尉”为“会稽东部都尉”。查《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所辖:     

论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的誉称,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浙江历代人才的演变及其原因,总结历史经验,开发人才资料,振兴浙江“文物之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1 浙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浙江便已出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他们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对祖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号称“五霸”之一。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说:越国能称霸于时,“其内部必有很大的进步,才能和中原文明之国相敌,是无待于言的”。当时,越国“人才辈山,竟为春秋     

越国固陵城考辨

萧山市西的西兴镇,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史称“两浙往来一都会”①、“浙东第一关隘”②。1 西兴古为固陵、西陵,见于历代文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春秋末期,吴、越交兵,越大夫范蠡在钱塘江南岸筑城固守,名固陵城,也称敦(屯)兵城。“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长期以来,范蠡被民间尊为固陵城的守护神——城隍,并建庙奉祀③。东汉建安二年(197),孙策引军渡浙江,会稽     

自开户牖 四面涵虚——试论李渔诗词

李渔(1610—1680年)号笠翁,浙江兰溪县人。他有才华,有学识,有经验,“能为唐人小说,兼以金元词曲擅名”,是一位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和戏剧理论家。他在戏剧理论上所作的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而他在其他方面,如小说和诗歌创作上的成绩,却被人们所忽视和否定。有的人批评他“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有人指责他“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