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韵文叙事功能的早期发展——兼论散韵结合的小说文体的形成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韵文叙事和散韵结合的文学传统。汉魏六朝小说中的韵文就已经具备了多种叙事功能。韵文在唐传奇中的功能更为丰富。唐人不但"有意为小说",而且也有意识地开拓了韵文在小说叙事中的功能,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独立"之始,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以散韵结合为主要标志的多体浑融的文体形态。宋元时期的文献证明话本更多地是向更为成熟的唐传奇学习。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互相影响使古代小说固有的散韵结合的叙事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也使韵文在小说叙事中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宋元之后,随着占主流地位的小说语体的转变,小说的文体特征虽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散韵结合这一特征却一以贯之。否定早期小说中韵文的叙事功能,认为叙述者大量引入诗词,并以此作为叙事手段肇始于宋元话本小说的观点其实并不恰当。     

现代小说叙事中故事的解构与重构

叙事与故事密切相关,没有故事就不会有真正完整和形象生动的叙述。离开了故事就没有叙事艺术,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现代小说打破传统的故事性叙事模式,放逐故事,正视生活事件本身的非故事性和人类生存本身的非传奇性,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非自由性与荒诞性,使现代小说特别是先锋小说走向了非故事化、非情节化的极端,造成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在进行解构故事的叙事试验的时候,许多现代小说叙事主体又发出重建故事的吁请。从故事入手,洞悉故事的内在本性,在解构与重构中选择一种合乎时宜的策略,就成为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必然选择。     

漫谈"临川四梦"中有意味的时间形式——兼论汤显祖戏曲改编的叙事时间艺术

“临川四梦”的戏曲创作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小说和戏曲的叙事都有明显的特征,汤显祖在继承的基础上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就叙事时间来说,叙事时序上,戏曲改编对小说中倒叙和预叙部分给予更多的观照;同时,作者还通过将叙事时间变形:或拉长缩短、或古今时间的交叉、或冥间和阳世时间相通,这些都使得叙事时间方式在“临川四梦”中获得了格外有意蕴的形式。     

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以 《老残游记》 为例

小说叙事学理论的引入与发展,使得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热度不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显著。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叙事模式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新小说"大都在叙事艺术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继承与革新。其中,《老残游记》体现较为明显,从对"史传""诗骚"叙事传统的继承,到对叙事视角的转变,并与西方"报章体"相融合,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具有代表意义,并进一步推进了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与革新。     

探究后现代小说《V.》的叙事轨迹

后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游戏、拼贴、碎片化等成为了其主要叙事特点。要破解这失去了确定性的后现代之谜,就得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去探究隐藏在其深层的叙事轨迹。通过对托马斯.品钦的小说《V.》的分析,本文旨在说明这篇小说的叙事轨迹就像英文字母V一样。围绕着“熵”这一叙事主题,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的活动轨迹各构成了字母V的一条边。两个人物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抗着现实和历史中的熵化,不过,殊途同归,由于目标一致,他们终将交汇到一点上,构成字母V的顶点。小说以两个主要人物的活动为轨迹,勾勒出一幅在一个混乱无序、走向物化的社会中、人类在绝望中挣扎的画卷。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的区别

通过运用现代叙事学有关叙事视角的理论,把叙事视角和人称有机结合,对中国传统小说及郁达夫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而郁达夫的小说则主要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诗词参与古代小说叙事之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之所以能够承担叙事功能,源于文本必须穿插诗词的文体规定,但作者一般根据小说体叙事的要求来创作或引用穿插诗词,由此使诗词承担了相应的叙事功能。同时,古代诗词存在便利于小说体叙事的特征,因此作者利用这些特征来使诗词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而随着中国小说体叙事的进一步发展,穿插诗词于叙事流程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诗词参与叙事的现象也就最终淡出了现代小说文本。     

《生死疲劳》译本中的叙事聚焦重构

叙事聚焦作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不同的聚焦方式,就会塑造不同的文学作品.因此翻译过程更应该关注小说本身的叙事聚焦的重构.文章试图运用叙事学中叙事视角理论,深入探讨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中如何重构原文本中灵活多变的叙事聚焦模式,从而再现叙事聚焦的艺术效果.     

茨威格的叙事手法新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论文的阐释角度不是茨威格小说的叙事手法,或者说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是如何接受茨威格小说。就表面而言,它是叙事人称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叙事理论中的接受问题。茨威格小说中的独白、对白及旁白,充分反映了个中的戏剧特质和小说家的深层寓意。     

自由间接话语与叙事声音

自由间接话语是小说叙事中再现人物话语的重要手段,而且常与叙事声音联系起来探讨。在现当代小说叙事模式中自由间接话语已很难根据语言学特征进行辨认,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声音理论更是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小说叙事。叙事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已成为必然。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三国演义》中的政治神话及其美学效应

《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描写本质上是一种以古代天文学——谶纬神学为基础的政治神话,它所展现的预测和神示,主要围绕着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而展开。从分析宗教叙事的角度入手,《三国演义》中的星象占、气象占、物象占、人象占和谣谶等手段,不仅组织情节、塑造人物、预示叙事走向,更渗透着历史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有策略地在历史小说中安排政治神话,这不仅是文学仿史的做法,也是一种增强阅读审美的手段。     

《周易·家人·大象》:"风自火出,家人"解

上古神话里,风神和太阳神都是鸟,太阳为火.<周易@家人>大象辞:"风自火出"即"风自日出".风神与日神均为鸟,二者为同类,故卦名为家人.     

论彝族毕摩绘画的艺术形式

毕摩绘画是彝族祭司毕摩用于图解宗教观念、祭祀、占卜、驱魔除患的原始宗教绘画艺术,它折射出了彝族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的面貌,蕴涵着大量彝族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信息.它所隐含的传统哲学和宗教思想,一直以宗教艺术的方式深远地影响着彝族人民的生活.根据其用途毕摩绘画大致可以分为护法防卫类神图、祭祀神座图、驱鬼除患类木板画和占卜绘画四大类.为适应宗教内容的表达,毕摩绘画在造型、构图、线条和色彩运用等形式上形成了一些特点.毕摩绘画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也有一定的绘画艺术审美价值.     

汉易卦气学论要

卦气学是西汉人将易卦与二十四气结合建构的占筮学体系，《周易》本经中本无卦气观念，故后世用卦 气学解经的种种说法皆为于经无据之妄说。卦气说的理论支撑为阴阳二气运行的原理、天人感应、五行生克及其派生的 五行运数原理。在两汉社会政治生活中卦气学实际是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参与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理论形式虽存 在严重问题，但对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发展有启示作用，并存续了先秦儒家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卦气学与洪范庶征学有 密切关系。这种学问虽借用了历法知识，但对历法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符号学学科。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即夏商时代,已有卜筮之术。它通过对一些特殊符号的运作,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其中已有符号学的萌芽。在夏代这种方法称为“连山”,在商代则称为“归藏”。到了周代(公元前11世纪起),这一套卜筮之术形式更为完备,解释也日益丰富,名之为“周易”。后来,《周易》被推为六经之首。经过历代学者的注释与补充,其内蕴已远远超出了卜筮之术的原有性质,而具有精湛深邃的哲学、文学、政治、历史与社会学的内容,也包含有系统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纳西族象形文字《二十八宿值日星占图》研究

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记录着上百种原始占卜方法,它是构成东巴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种占卜既反映着纳西族的社会历史、传统民俗,更反映着古代的天文、历法、医学乃至哲学。把原始象形文字记录的那些关于用自然界客观事物变化———诸如星宿运动变化去观察、预测未来的神秘占卜破译出来,对研究、发掘纳西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很有意义。     

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可以解明唐代占灯法的基本性质，其法当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根据想要占卜的事项所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Ch 1634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徒。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我国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银河与中国古代占星术的演变

银河是人们想象中的天河，作为一条想象的河流它也具有水的特性，因而在占卜预测术中与五行水紧密相连，并由此衍伸出较为复杂的数术体系。然而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星辰分布和运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根据星象在天河上构造出津桥关梁等建筑，并以此预测人事吉凶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