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国庠文集》笔记

当杜老逝世时,我正住院治病,未能撰文一抒哀悼,始终耿耿于怀。际此杜老逝世五周年前夕,重温《杜国庠文集》,益觉其于哲学史方法論,創见独多,在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哲学史通途上,确是伟大的“便桥”;因写学习笔記数則,以为紀念。     

哲学史是发展中的系统——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读后

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确实使人耳目一新。编者力避那种把哲学史写成“一堆知识的聚集”的作法,以雄辩的论述向读者揭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3页)。以笔者初读的印象,这部著作为了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系统,在如下几个方面刻意求索,每每有工力独到之处。第一,力求准确地把握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简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一般与特殊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最后的著作,可以说是他的晚年定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冯友兰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先秦诸子哲学中的名实问题,魏晋玄学中的有无问题,宋明道学中的理气问题,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发展的。这个问题好象一条线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新编》第五册第283页)本文试图简略地考察一下冯友兰如何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去解释名家、玄学和道学。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洪秀全、曾国藩功过片论

洪秀全、曾国藩功过片论———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一个论点曹念明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曾国藩的功过是非，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自序》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概括的论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     

冯契哲学与时代思潮——冯契哲学思想讨论会综述

1996年11月8日至11日,“时代思潮的回顾与前瞻——冯契哲学思想讨论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大会由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学术月刊》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兹就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时代思潮的梳理与前瞻 有学者总结了贺麟对近现代哲学思潮所作的梳理、剖析工作,指出贺麟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时代思想的发展变迁、并将这段哲学史概括为实用主义思潮、辩证唯物论思潮、古典哲学思潮依次迭兴的历史过程,并认为,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外来学说的绍述不能代替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要推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道路。     

哲学史的解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

哲学史做为一门科学,它的任务在于揭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哲学发展的原因。我们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基本上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哲学史的发展做宏观的考察,主要是揭示哲学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探讨哲学思想演变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在讲到洛克哲学时,我们指出它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1688年“光荣革命”的产物;讲到康德哲学时,我们指出它是德国经济落后以及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结果。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去解剖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并且往往偏向于对哲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做政治的或阶级的分析,而我们的哲学史教科书也正是以政治斗争的发展阶段来划分哲学史的发展阶段的。这成了千篇一律的模式。到现在为止,宏观分析至多只能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哲学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哲学思潮、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别及其思想特点。例如我们运用宏观分析方法能够解释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思想的特点,但并不能告诉我们:何以狄德罗不同于拉美特利,拉美特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视域：冯友兰的“二史”合论——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当下的若干困惑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亦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发展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时期的代表作,是典型的“以西释中”的作品,哲学味道浓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有深度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下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似乎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毫无意义。我们对于这种观点不能完全认同,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亦具有现实合理性。“以中释中”更多的是勾起美好的回忆,无法指引中国哲学史学科未来的发展道路。“以西释中”尽管有缺失,但依然具有生命力。当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应该“海阔天空我自飞”,我们尽可以挥洒自己的笔墨,描绘出多彩的中国哲学史画面。     

《洪范》经济思想浅见

我国学术界对《洪范》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当重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认为《洪范》中的“五行的观念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该书第1册22页)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认为“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原始的素朴的唯物主义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     

杜国庠与中国经学史研究

杜国庠是我国老一辈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发展史的专家,他学问渊博,研究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和美学的研究,为学术界所瞩目。这里,仅就杜老对中国经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个扼要的介绍和评述。     

研究福建地方哲学大有可为

中国哲学史界已普遍意识到,在基本把握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总画面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纵深方面的研究,如研究某一哲学思潮或地域性的学派,为在不久的将来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的更高的综合作好准备。在这方面,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工作者作了努力。在去年召开的年会上,他们交流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认真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     

论胡适的宋明理学观

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纪元”.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纲只论及先秦古代哲学(故后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以后,胡适又写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对中国汉唐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而对宋明清的“近代哲学”,胡适没能写成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但他化了很大精力,写出了《记李觏的学说》、《王荆公的有为主义》、《戴东原的哲学》、《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程延祚》、《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一系列力作.然而我们稍加检点胡适“近代哲学”的力作,即可发现一个称奇的事实:胡适没有写下一篇直接论述来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时期”的重要文章.所有这些力作的一个共同宗旨都是反理学,所有这些力作中的主人公包括李觏、王安石本质上都是反理学的哲学家.由此便决定了胡适那融杂于这些著论中的宋明理学观的基本倾向:反理学.     

矛盾经过中间环节互相过渡

<正> “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中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应该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注重,以便使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彻底划清界限。一中间环节的分析和研究,是哲学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尽管至今人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共识,但是人们从不同角度的研究,却已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对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正> 读《哲学史讲演录》,既可窥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又能发现黑格尔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哲学史研究之所以从黑格尔开始,由搜集材料阶段转入整理材料阶段,是同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紧密相关的。《文史哲》1990年第4期发表的《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一文,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概括为四点:系统的研究方法、圆圈的研究方法、扬弃的研究方法和生平事迹研究方法。我认为作者对前三点的概括是正确的,但关于生平事迹研究方法似嫌不足,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时代方法。时代方法是黑格尔研究哲学史一以贯之的东西,因此,只有从时代内容与生平事迹相结合的角度,才能较完整地概括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黑格尔前的哲学史著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历史地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逻辑进程——论列宁两部主要哲学著作的关系

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持发展的观点,看到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它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怎样评价《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这两部著作,特别是怎样看待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国际评论中的一些主要倾向     

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中哲史界开拓并推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研究。开展古代人生哲学的研究并非始自今日。本世纪上半叶,已有许多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可观的成果。《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1986年和1988年召开“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观问题”和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生哲学”这两次夏季学术讨论会,对近年来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此为界,把本世纪以来中国人生哲学研究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概括论述于后。     

试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家及研究工作者,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少可取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几年,更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是,有的见解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我们正确研究中国哲学史、评价哲学家的重要依据之一,近几年,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在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时指出:那种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的做法,影响了、阻碍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正常发展、深入进行,把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哲学发展史,弄成一个简单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