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福建通洋正口，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迅速，其主要贸易国有：暹罗、吕宋、苏禄、噶喇吧、新加坡等国家，其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及发展经过各有特点。     

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

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国人食鱼翅之俗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最迟在明代中期,鱼翅已为国人食用。明代后期,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开始萌发,至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大规模展开。其时,上流社会群体对鱼翅之味肥美长腰力补肾等品性极为推崇。随着追求的增多,鱼翅的消费市场明显扩大。上自皇室,下至中产之家,无论国人、洋人,不管婚丧嫁娶、祭祖庆典,筵席所用,必有鱼翅。鱼翅消费区域亦由沿海渐至内地,由较大城市向城镇扩展。如此,清代中国市场对鱼翅之需求呈大幅增多之势。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东南亚鱼翅市场的开发,东南亚的鱼翅被大量引进。质言之,明朝中期以降的奢靡之风和国人食补理念的扩散和深入,是这一时期鱼翅贸易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因。     

清代前期的厦门海关与海外贸易

康熙23年(1684),清朝宣布解除海禁。随后在闽、粤、江、浙等省相继设立海关,管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海关既是清朝政策的执行工具,又是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在众多海关中,厦门海关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然而,史学界对此却很少研究。厦门海关的早期历史依然扑朔迷离。本文主要利用清朝官方档案和地方志,对于厦门海关及其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作初步的探讨。一、关于闽海关地点的争论康熙23年4月,闽海关设立。闽海关设于何处,中外学者的争议十分热烈。日本学者平松     

清代前期米谷贸易的宏观考察

粮食贸易,尤其是其中的米谷贸易,发展迅速,影响巨大,是清代前期(1644—1840)历史上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经济现象。宏观考察这一重大经济现象,对于研究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探讨清代的商品经济,把握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乃至对研究我国现代的粮食生产、粮食商品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无疑都是极有种裨益的。     

清代前期对藩属国的封赏与朝贡贸易

对藩属国的册封、赏赐 ,是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清初对藩属国的赏赐 ,并未秉承明代“厚往薄来”的传统 ,康熙末年以后 ,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原则才逐渐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代的朝贡贸易日呈繁荣之势     

略论清代前期宁波口岸的中英贸易

清代前期，宁波口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曾出现过两次高潮。虽然双方的贸易量并不大，但却对全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清朝海外政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关系

台湾与大陆之间贸易关系的格局,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当时台产的米谷、蔗糖、鹿制品已经输往大陆东南沿海一带,而大陆的手工制品也行销台湾。在当时大陆与日本、南洋的商业贸易中,台湾被作为重要的转接口岸,只是由于明末清初之时,大陆正值战乱纷争,继而郑氏政权统治台湾,两岸的贸易才受到了沉重的压抑。自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随着战事的平息、社会的逐渐安定以及大陆经济的恢复,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峡两岸的商业交往进入了繁荣时期。台湾与大陆经济联系的密切,两岸贸易的繁荣对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清代前期的闽台对渡贸易政策

清朝统一台湾后 ,即开始弛海禁 ,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 ,后在闽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 ,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不断调整 ,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论清代前期伯闽台对渡贸易政策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开始弛海禁,允许福建厦门与台湾鹿耳门进行单口对渡贸易,后在闽台人民私航活动的推动下,逐步改为指定多口对渡贸易。清代闽台对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不断调整,有力地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清代前期的荒政与吏治

本文从经济史与政治史交叉的视角,考察了清代荒政和清代政治的某些关联.对清代救荒的基本章程,清代荒政与官吏陟黜,清代荒政与吏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吏治是影响救荒成效的重要因素.清代形成了以皇帝为总管、户部筹划组织、地方督抚主持、州县官具体执行的救灾组织体系.中央多渠道派员督办监察,提高了办赈救灾效率.清廷将荒政执行状况与官吏陟黜结合起来,对各级官员均有震慑作用.大体以乾隆中期为界,此前荒政颇有实效,其后荒政渐趋败坏.     

清代湖广盐业贸易中的官商关系

清代湖广盐业贸易中的官商关系吕一群盐铁官营，是我国封建经济的一大特征。及至清代这一特征仍被沿袭下来，盐税收入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钱粮之大款项，田赋、关税、盐课三者而已。”①清代盐的运销主要是由商人来完成，当时除了云南等少数地方仍实行官运官...     

试论清代前期的外交礼仪和对外关系

试论清代前期的外交礼仪和对外关系崔勇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下的“共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这一认识的典型写照。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是缘于在清以前，东亚与西方长期隔绝，形成了一个大的基本封闭的独立区域，...     

清代前期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研究

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入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就商人而言,贩运商与坐商之间、坐商与小商贩和摊贩之间都建立了信用关系.商业信用的建立,一方面加速了商品的流通量,盘活了整个商品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商业信用的建立,解决了中小商人特别是小商贩资本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清代前期政府与关税制度

清代前期政府制定税收制度的目的,是禁止商人漏税和防止税务人员贪污税款。当时政府税收制度的目的达到了,又没有达到,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论述了税收制度的特点:一是政府相关规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二是政府征税的行政管理成本比较低。最后探讨了税收制度缺陷及造成的原因。     

清代前期的外交机构与外事管理

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沿袭前代旧制,将礼部作为外事主管机构,而且在华夏中心意识的支配下,外交事务等同于朝贡事务。清初,外事管理分隶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和翰林院所属四译馆。这一管理体制至乾隆年间发生两个变化:一是将会同馆、四译馆合并,隶属礼部;二是主客司的一部分职权转归内务府。除此之外,从中央到地方,皆有官衙参与外事管理。直至近世,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和朝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传统的外事管理体制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清代前期官商研究

清代前期,在社会经济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少,而官商问题,就是其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就它的活动情形、特点及其作用,作一些初步研讨。清代官商,有官衙以巨资经商或开当放债;有皇室、藩王、贵戚、官僚筹兼商;有兼任职官或兼虚衔的商人经商.诸凡官兼商,商兼官,利用政治权力或倚仗政治权力而进行商业活动者,都应目之为官商,属于这个问题的研讨范围.     

清代前期关税的附加税

顺治、康熙时期,政府还没来得及对附加税整顿。雍正时期,政府开始注意附加税问题,调查各关每年附加税征收情况,并要求各关上报所用的附加税。乾隆时,建立附加税制度。附加税是政府以制度形式,规定各关征收不同名目、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附加税又是各关税务行政所必须的费用,并非额外税,是制度内征收的税。附加税还是政府对税关的管理成本,大概在11%—24%之间,总额并不多。     

清代前期的乡约

清代前期的乡约段自成在清朝前期，乡约在全国普遍建立，并在乡村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史学界对此未见专文论述。本文拟对清朝前期的乡约作一初步探讨。讲读乡约源于周代之读法。周代之制：正月之吉，＂州长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１其德行道艺而功之，以纠...     

清代前期的凤翔社会

明至清所修五部凤翔府志反映了明清时期凤翔地区的社会状况:1.明末战乱使凤翔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2.清初豁免地丁、兴修水利和道路,恢复了凤翔经济,又广泛任用汉人作官并旌表忠孝节烈,稳定了凤翔社会秩序.3.乾隆年间,凤翔地区人口耕地增加、市镇恢复、城池修葺、学校兴办,呈现盛世繁荣景象.4.生产力低下和剥削残酷使农民生活仍然贫困,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教育落后导致的民众观念的保守愚昧,使凤翔社会盛世局面的难于持续.     

清代中期的文人与广州花船

清代的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繁荣的商业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其中以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花船”为代表,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光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记史料和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岭南社会风情的重要载体,对当时的民情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文人的出现,促进了青楼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清代广州的娼妓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证明,清代中期以后的广州花船,已经逐渐带有功利化色彩,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青楼文化格局,成为展示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