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翻译思想研究

本文通过对学者型翻译家梁实秋在与鲁迅先生的论战、莎剧翻译和莎学研究、以及对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和评论活动的分析,全面分析和梳理了这位学者型翻译家的翻译思想。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查良铮译作中的历史烙印

查良铮是我国抗战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在他的一生中,他写了许多反映抗战时期国家和人民苦难的诗歌并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终其一生,查良铮从未放弃对诗歌的追求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注。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翻译家做了研究,但这些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的现象。对于这位翻译家,学者大都将目光放在他的单个作品的翻译艺术以及作为诗人翻译诗歌上;而对于这位历经坎坷的翻译家,其生活经历对于其翻译的影响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为依托,结合查良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研究其译作中带有的时代的印迹。     

翻译理论新标准与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只不过有时这种影响很间接,尼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这位大师最近宣布其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尼达学术观点的变化无疑会给目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着重从翻译理论的作用、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三个角度对尼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分析;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作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余光中与翻译

余光中 ,这位“火中的凤凰”、“望乡的牧神” ,以其标签之作《乡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论家、散文家、文学家 ,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 ,其译论对翻译实践很有帮助。笔者通过梳理和总结 ,把他的译论总结为四个方面 :( 1 )变通的艺术 ;( 2 )译中“无我” ;( 3)诗性翻译 ;( 4 )善性西化 ,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余光中对翻译的贡献。     

张太雷与鲍罗廷

本文根据20年代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这一历史史实,从多角度展示了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展示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论梁实秋的译德

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与规范,职业活动中则应该遵循职业道德,译者自然应该受到译德的约束。梁实秋是我国第一位将《莎士比亚全集》独立译为汉语的翻译家。他译德高尚,是译者的典范。该文首先论述道德、职业道德和译德问题,之后结合梁实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从翻译动机、原作选择、翻译策略、对其他翻译主体的忠诚以及其他方面(如对待报酬的态度),论述这位翻译家的高尚译德,以期对译德理论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并对我国译者有所教益。     

见识优于聪明

"十一"的夜晚在新德里的中餐馆度过。选择这家饭店是因为它与朋友的英文名相重,翻译过来,就是"××(我这位朋友的英文名)的中国"。于是我这位IT业的朋友一定拉着我去"他的中国"。飞机要到凌晨3点才起飞,等待的时间本来注定要百无聊赖,但朋友闲聊     

近代外国文学译介的先驱——苏曼殊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他翻译的小说和诗歌,深受同时代青年的欢迎,曾掀起过一股"曼殊热".本文结合苏曼殊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重点分析其译作的选材特点、选材原因、翻译的目的、译作产生的社会影响等,以凸显这位文学天才在近代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习主席身边的女翻译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偕夫人访问拉美.在电视镜头里,一位略施粉黛而又精神干练的女孩一度被各国媒体猜测为武功高强的女保镖.其实,这位女孩不是保镖,也不会武功,她是中国外交部西班牙语翻译,名叫姚雯敏.     

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情

《莎士比亚全集》作为经典的世界名著，从它诞生起，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纷纷翻译出版。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坪内逍遥译成日文版，被日本人称之为日本的骄傲。而与此同时，一位中国青年，则开始翻译此书，可谁也不曾想到，他会用10年之功，用毕生精力使莎剧翻译国名单上多了一个“中国”。而大作成功之时，这位叫朱生豪的年轻人却“油尽灯枯”，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记忆、空间与主体建构——安妮·普鲁的小说《船讯》中的“绳结”意象解读

美国当代作家安妮·普鲁的长篇小说《船讯》讲述了一个纽约"三流记者"奎尔的心路历程。奎尔的生活中充满失败,在经历父母双亡、妻子背叛的苦难之后,他携女儿和姑妈一起回到祖居地纽芬兰,从此开始了逐渐发现自我进而建构自我的艰苦历程。以小说中的绳结意象为线索,能够揭示出主人公通过空间移位重返家园,并借助对记忆的开启、述说、解脱获得自我主体认同的内在主题。     

漫谈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史哲修养

中学语文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一个国家中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高低,决定着这个国家国民的人文素养和语言文学水平。中学语文老师的诸多素质中,文史哲的修养是相当要紧的,只有文史哲修养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才能培养出人文素养和语言文学水平较好的学生。中学语文教师的哲学修养应该是,简明、精确、坚实,对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场地要记忆特别准确,要能写一手好字,能写好文章。     

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

作为抽象概念的精神故乡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出来,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更多的是反映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论《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与身份问题

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中探讨了个体记忆与身份的关系。主人公托尼出于身份建构的需求,受情感、心理定势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虚构了自己的记忆,建构出与现实自我不同的个人身份。但记忆的虚构性意味着托尼的记忆漏洞百出,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身份在自己和他人的记忆中同时被解构。巴恩斯通过托尼身份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经历,揭示了记忆的虚构性和身份的不确定性,探讨了个体如何认识自我和接受自我。     

从歌颂到反讽--革命者形象的变迁与王蒙创作心态的变化

有关革命者生涯的记忆是作家王蒙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革命和革命者形象王蒙进行了不断的书写和重写.从<青春万岁>到新时期初的<布礼>、<蝴蝶>,再到后来的"季节"系列,作家对革命者形象的书写经历了纯情的歌颂、痛苦的分裂和忧愤的反讽三个阶段.王蒙作品中革命者形象的演变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作家创作心态的发展变化.     

《喧哗与骚动》的时间叙事方法

福克纳的著名小说《喧哗与骚动》是受到广泛评论的文学作品之一，文章仅从其第二章入手，解析他利用“时间”的叙事方法来刻画出一个极度扭曲的灵魂，以及他以“时钟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不对等关系剖析主人公昆丁所表现出来的时间错位所带来的深刻隐喻。     

模糊记忆中真实《风景》的威胁性

《风景》以其对＂过去＂和＂记忆＂的反传统式运用,成为哈罗德.品特中期记忆戏剧的代表作。而该剧一直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鲜有人对其进行解读与阐释。本文拟从记忆心理学的视角,对舞台剧《风景》进行剖析,旨在揭示记忆风格乃是承袭和演变早期威胁喜剧形式的结果。品特运用模糊的记忆手法,表现人们内心对于真实的恐惧,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威胁无处不在。而这里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早期的外界神秘力量,而是来自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     

亡国情势·箕子情结·挚友情谊——金泽荣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缘由考析

金泽荣流亡中国期间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考析此举缘由在于:韩国1910年的亡国情势将金泽荣逼入无国籍可隶的困境;金泽荣内心的箕子情结因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而外化;与张謇的挚友情谊使中国的形象鲜活生动,箕子情结得以激发。金泽荣此举是他在面临中、韩两国特殊时期、特殊情势下的一种特殊行为,它见证了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见证了一位韩国知识分子以文章报国的独特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