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视域下的民生问题：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的民生状况没有随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步改善,降低了居民幸福感,需要增加财政投入和适当融资,提高民生资金和设施的利用效率,为此应重视居民意愿,让公众从时效、便利、成本和公正等方面对政府进行日常化的民生服务满意度评价,并将结果纳入官员业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强民生制度建设。     

社区服务提升居民幸福感

社区服务是和谐社区建设的主题,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优良的社区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社区建设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也是广大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加快社区建设发展步伐,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充实服务项目、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欢迎。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异以及各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个体特异性因素、就业发展因子、家庭文体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居住环境因子、生存环境因子和社会环境因子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舟山观音信仰与海岛居民的幸福感

观音信仰是一种崇拜观世音菩萨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文化形态,舟山观音信仰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通过考察舟山观音信仰的由来和现状,可以看出舟山观音信仰满足了海岛居民的一些心理需求,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     

中国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研究:以新疆为例

文章利用CGSS(2005-2010年)数据,以新疆为例来研究中国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问题。研究发现:66.59%的新疆居民感觉生活幸福或者很幸福,并且感觉幸福的人群呈现增加的趋势;尽管各民族群体的幸福感有所差异,但从趋势上看,新疆地区各群体的幸福感基本上是增加的;同时利用OLS多元回归和Ologit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教育、政治身份等因素后,新疆地区居民幸福感仍呈上升趋势。此外,文章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我国政府对新疆地区实施的民族偏向政策,在新疆地区创造了良好的多民族共同幸福的局面,反映出良好的民族繁荣与融合趋势。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实证研究

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因应之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验证了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业与居民的幸福感正相关;居民幸福感可随着创业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提升水平正相关。因此,应抓住“双创”的机遇,合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

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并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旨在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幸福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研究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城市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全体居民幸福感;三是在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高学历的居民、身体健康的居民以及位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幸福感;四是居民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质量作用”,即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着重提高城市创新发展质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城市创新发展进程应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化;三是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强化国家创新型城市成果的监管机制;四是政府应通过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联结起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纽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通过对洛阳市358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10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建立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的居民相较于低收入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本文通过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更换Logit回归模型、采用不同指标衡量居民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式,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期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水平有提升作用。     

幸福感提升:跨文化研究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幸福感提升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Lyubomirsky等人提出的持续幸福感模型,包含遗传设定点、生活环境和意向活动。意向活动是幸福感提升的理论出发点。以往研究表明,采取品味、感激、希望和亲社会行为等策略均可提升幸福感。同时,文化影响幸福感的构成。文化差异使得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幸福感提升有所区别。未来国内研究者可以从社会文化信念、情绪体验和表达着手,探索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策略。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排斥还是包容：不同世代在地居民对外来农民工接纳态度的比较实证分析

东莞有为数众多的外来务工者，他们被称为新莞人。调研发现，整体而言，各世代的东莞在地居民对新莞人的接纳态度差异并不算过大，对新莞人也有一定水平的友善包容；60后东莞居民对与新莞人的互动经验评价较为中立，他们同时也认为新莞人在找工作时容易因为身份而受到歧视；80后与90后年轻东莞居民更加正面肯定新莞人是东莞人才资源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新莞人占用本地的社会资源，90后东莞居民持中立态度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世代。除了世代之外，学历、工资收入也都是影响东莞本地居民对新莞人接纳态度的个人背景因素。     

工作满意度、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工作满意度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外溢效应。但是,如果考虑到年龄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种正外溢效应的强度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