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多维相对贫困的精准测度与分解

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构建包含心理健康、环境质量等要素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借鉴A-F贫困框架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机器学习中的随机权神经网络（NNRW）法,精准测度并分解中国城乡间、区域间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发现：无论城乡间还是区域间,随着相对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发生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居民数量逐渐递减。同时,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呈“西高东低”态势,全国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中部地区相当;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西部地区相当;城镇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水平大致与东部地区相当。此外,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金融产品、生活环境、耐用品和人均纯收入等因素是城乡间、区域间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主因,但是致贫主因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的贡献率有所差别。研究结论为制定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相对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利用CGSS2010农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了收入剥夺、支出剥夺、住房剥夺、预期收入剥夺、情感剥夺五个剥夺因素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住房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预期收入剥夺则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起显著地抑制作用。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其他因素中,性别、年龄、健康和所处地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年龄的增长则不利于劳动力迁移;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正向促进作用;和东北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迁移行为更加普遍。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相对贫困多维治理策略研究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贫困样态发生转型,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新时期 的相对贫困是乡村振兴初级阶段的重要课题。 在分析相对贫困多维表征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根据“三支柱”的治理策略,建 立了“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机会公平”的分析框架。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要抓手,通过提升贫困人口可行发展能力,发挥基 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等路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可行参考 路径,为新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相对贫困的国际测量方法、运行实践及启示

科学合理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识别和监测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包括单维收入贫困测量和多维相对贫困测量。通过明晰不同类别相对贫困测量方法的基本内涵,结合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可能给中国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带来的启示。同时指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治理目标,应采取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法,除考虑收入维度外,还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等维度。此外,因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并建立灵活的阈值动态调整机制。     

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 ,我国城市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相当强烈 ,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 ,但人们普遍感到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下降了。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强烈程度与被访者的个人生活状况和对社会现实的评价有关。社会利益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重要原因     

论相对剥夺感与民工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关系

建国以来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给中国的农村经济加载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农村劳动力大量积压,造成人地关系紧张,以致进入1990年代中国城市出现了难以控制的民工潮.流动人口受落后的教育水平,贫困的经济实力等先天因素的制约而遭到城市人的歧视并逐渐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剥夺感.与此同时,城市的治安和社会的稳定性也面临挑战,无疑这是与民工潮的出现有相关性的.而相对剥夺感在这种不稳定性中是否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呢?造成城市治安水平下滑的根源又在哪里呢?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利用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收敛性进行分析。从区域差异来看,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部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部的协同作用较弱;从收敛性来看,青岛市整体不存在σ收敛,但呈β收敛,在加入教育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和就业状况以及医疗卫生状况等控制变量之后,条件β收敛的速度加快。因此,在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诉求下,应将多维相对贫困治理与政策工具相结合,以强化贫困群体可行能力建设为主线,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构建特色医疗保障体系,将健康青岛融入多维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科学高效治理。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相对剥夺视角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职业教育在年轻人增强职业技能、获得职业资格和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边缘化处境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职业教育一直被学生和公众认为是次等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教育让学生及其家庭萌生了“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为我们分析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及发展制约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于构建职业教育良好的社会运行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