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奥运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思考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属于政府管理型,曾经为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与提高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它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许多弊端,必须改革。改革思路：一是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应该渐进式改革;二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应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应加重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作用。     

后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体制“举国”之路探析

＂举国体制＂作为一项重要的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对中国当代的体育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后奥运时代,＂举国体制＂也暴露出各种问题,如过于重视竞技成绩,形成＂金牌至上＂的态度;体制的不完善造成运动员培养的体教脱离;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逐渐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缺乏切实的＂举国＂支持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调整＂举国体制＂,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计划,转变政府角色,以完善这一体制。     

体育美学与竞技体育中的真善美

体育活动运用人类优美的身体运动和体态变化来反映人体运动的形式美,并以此来激发和提升运动者与欣赏者的审美能力及审美情感.体育美学是运用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运动美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竞技体育也是体育审美活动中的焦点,其中不仅包含了“美”,还包含“真”与“善”的内容.     

新时代竞技体育构建强国形象的路径与策略

当前中国正在向世界展示开放、民主、平等、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竞技体育如何完成构建国家形象的时代任务成为深化体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依据国家形象塑造的建构主义共享观念,未来竞技体育需要从国内体系、国际体系和国际互动三个路径着手,采用提高竞技体育实力、利用信息资源优势、融合多种新闻媒体、精准把握受众偏好等策略来构建我国新时期强国形象。     

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是以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为核心的世俗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华夏文化一部分的中国竞技体育,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影响,在传统伦理观念的统摄和涵盖下,它的发展渗透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剥蚀。     

辽宁竞技体育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

辽宁具有雄厚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储备,但是近些年来,体育人才的大量流失给辽宁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带来了重创,以至于在十运会上兵败南京城。本文的主旨就在于探讨竞技体育人才大量流失的原因、运动员流动的意识和渠道以及体育人才外流给运动员本人、流入地、流出地等造成的影响及后果。     

我国竞技体育资源配置转型过程中公民体育权利的救济

实施权利意味着分配资源.资源的多少,决定着权利实现的程度与效果.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处于资源配置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竞技体育冲突与纠纷,严重损害了竞技体育公民的体育权利.为此,应建立多元化的救济途径,完善救济配置方式,确保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竞技体育"金牌战略"的功能

"金牌战略"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阐述了"金牌战略"的重要功能.     

保险业在我国竞技体育中的发展状况与对策

通过对我国竞技体育保险发展现状的研究 ,可以意识到我国的体育保险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还不完善、不健全。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保险业的成功经验 ,努力去改进提高 ,以便使体育保险业更好地为我国体育事业服务。     

全运会视角下山东省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研究

全运会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体育盛会,因其规模、影响力和竞技水平,实际上是对全国各省、市、地区的竞技体育水平的全面检验,不仅彰显各省、市、地区代表团的体育竞技水平在全国的地位,而且反应出各省、市、地区竞技体育发展的问题和不足。在全运会视角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分析山东省体育竞技发展历程和现状,并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这对山东省竞技体育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机制

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而良性的政治稳定机制必须具备制度保障、动力保障和社会保障。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要求有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机制的政治体系 ,使各种政治主体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 ,同时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政治稳定的动力保障是政治体系的吸纳和分配机制 ,政治稳定的持久性和生命力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政治稳定的社会保障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括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机制

弱势群体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建构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保障机制的任务越来越迫切.本文从法律、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剖析了弱势群体的现状、成因及改变现状的对策.     

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影响了农村的正常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迫切需要包括城市在内的全社会支持.为此,应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围绕农村、农民、农业的实际需求,实行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多中心供给.     

建立和健全我国地方税系研究

我国地方税系存在着分税制不彻底,中央税与地方税划分标准不明确;地方缺乏有影响力的主体税种,税制结构不尽合理;财权事权不相匹配,地方税规模偏小;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法制化程度不高;税制改革滞后等问题.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我国地方税系新一轮税制改革背景下地方税系完善应遵循:"立足国情,稳步接轨;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适度集权,适度分权;统筹安排,优化结构"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关键应在选准地方税主体税种,并辅之以相应合理有效的辅助税种,应合理划分税权,优化地方税制结构、选择与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并完善与中央分成的共享税,逐步健全我国的地方税系.     

转轨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重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工农分供分治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城乡一元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也包括由重工轻农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转变。这是一项量大面广的长期工程,必须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国际经验、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目标,确立系统改革与分步推进的战略。     

转型期中国工农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资源占有极度匮乏的工农阶层利益受损,地位下降。现有工农利益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工农阶层利益被剥夺的情形加剧。本文认为现阶段有效保护工农弱势阶层的利益,主要应该作好两方面的基本制度建设:一方面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保障工农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避免工农阶层状况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实现工农阶层的合理利益诉求,整合各阶层利益关系,并最终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均衡状态下的制度均衡。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资本外逃与腐败问题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和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越来越为理论界瞩目。本文在测算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本外逃数额的基础上，探讨了宏观环境的负面因素和腐败问题与资本外逃的关系，认为腐败行为导致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资本外逃的形式被外化的，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根治，将会进一步加剧我国的资本外逃状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转型期金融体制改革——从金融法规变迁的视角考察

中国金融体制变迁从1978年开始修订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了央行的独立地位后,资本全部由国家出资,结束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理顺了硬预算约束下财政与金融的关系。随着证券市场开放,支持国企改革的现实需求,金融实践围绕利率和汇率机制改革、央行货币政策、培育资本市场等目标展开,初步建立的金融法规体系有效配合了经济转型和加入WTO后国家的金融战略调整,体现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时代要求,将按其内在作用规律进一步为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改革服务,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成本的控制路径探微

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阻碍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会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益,损害政府的形象。因此,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基本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必然。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树立效益观念,强化成本意识;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会关系;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推行电子政务,建立网络政府;弘扬经济理性,重塑企业化政府;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