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凼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几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试论"法治"的矛盾和冲突

本文通过探讨“法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 ,揭示“法治”的本质即“人治”及其原因 ,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展示“法治”、“德治”的矛盾和冲突     

法治的层次性：工具与信仰

根据治者信守法律的动机和符合法治的程度,法治主导者对待功利的态度,法治理论的社会基础是平民还是精英及其对待法治倾向于工具还是信仰,法治可以分为“工具的法治”和“信仰的法治”。工具的法治相对于信仰的法治,对治者提出的要求较低,其法治目标也更务实,并且切实考虑到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着眼点。     

简析中国古代法治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法治传统,形成了“礼法合治”、“明德慎罚”、“执法原情”等基本法治精神.这些精神与封建宗法制度、和谐的文化观念、人本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要启示.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完美法治

描述并批判三种不完善的法治概念的通行表述:法治即对抗政府强制性威权之盾(戴西的观点);法治即更高正义法规则之治;法治即规则之治或规则之法.尝试给出了法治概念更"全面"的说明:两种不完美的法治模式(高压法治和法外法治)和"完美法治",即法律作为自发行动之终极动因.完美法治要求法律的存在或法律的概念要与作为自觉行为根本动因的法律以及法治的状况共同存在相一致.每种观点的核心原则将予以介绍、评议,进而适用到国际环境中.     

地名失范的管理偏误与法治矫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名命名、更名失范现象频出。究其原因，利益驱动是根本，文化冲击是基础，法治不彰是关键。地名管理存在“粗放式”和“运动式”的偏误，其根源在于理念层面低估了地名问题的复杂性、路径层面轻视了“三治融合”的必要性、方法层面忽略了“分类治理”的科学性。地名管理需要以法治为依托来矫正其偏误，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实现协同治理，其次要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三治融合”,再次要区分不同情形依法分类治理。     

从“良法之治”到“制约权力”——古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

从西方古代法治理论的源流来看 ,希腊人把法治从“尚法”观念演绎成“良法之治”,罗马人则把法治从希腊人的“良法之治”推进到“制约权力”,而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渊源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智慧。因而 ,如果说古希腊是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源头 ,那么古罗马则架起了古代西方法治理论与近代法治理论的桥梁。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国际法新趋势探析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促进、发展和实施国际规范和标准。《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以法治来替代强权,法治是联合国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联合国按照宪章推进国际法治的进程,对加强“国际法治”做出了重要贡献。要建立一个公正、安全、和平的法治世界,必须加强和协调国际法治。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法治主客体论

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 ,更是一种制度性的制约国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私权利从而使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的状态。该意义上的法治的主体不同于享有统治权的国体之主体 ,也不同于以人自身本质为最高价值目标的价值主体 ,还不同于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依法治国的主体 ;法治主体是法还是人 ,是判明真法治还是假法治的试金石。法治的主体是法 ,可表述为“法的统治”。法的统治对象即受治于法的所有人皆为法治之客体。法治主客体理论是我们了解和把握法治真谛的一把钥匙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论区域法治文化:类型、理据与发展方略 ——以湖湘法治文化为范例

从各国法治的历史沿革及其法治信仰构造、哲学认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区域法治文化”归纳为“欧陆理性主义法治文化”“英美经验主义法治文化”“新加坡威权主义法治文化”等几种类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于“新型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内涵。相对于国家法治文化而言,“湖湘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湖湘法治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不仅是湖南等省积极推进地方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治”概念的另一种理解

“法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笔者试图从“法治”的渊源和其汉语的特殊涵义以及国际法学界对法治的普遍认同的概念入手,对其提出另一种概念理解,也即“法治”不是“法律之治”,而是一种人类理想的社会秩序类型,以期纠正人们长久以来对法治概念的简单理解。     

法治乡村建设论纲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建设法治乡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立法和乡村治理结构,通过推行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促进“三治”有效融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民权益保护等四条红线,正确处理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治理、法律法规授权或课责农村自治组织等问题,不断提高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质量与效力,依法赋予行政机关以附带民事争议的裁决权,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夯实乡村法治之基,从而助力法治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