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程颐的心学理论

一宋代心学代表人物以陆九洲最为著称。然而,宋代心学的肇始者则应归之于程颐。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年十八上书皇帝言事,受到了当朝大学士胡瑷的赏识,后与其兄从师周敦颐。但据《宋元学案》著者之一的全祖望意见:“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而且 “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全祖望的这个论断与今人所述多有不合。同时,二程虽是手足兄弟,其学识见地却有不少差距,以致后人对二人评价亦有不同,多褒程颢而贬程颐。全祖望称:“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然哉然能。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伤我者,而独无加于大程子。”此处我者,我之学也,即正统孔氏儒学。程颐何以“若伤我学”呢?《宋元学案》中全祖望引蕺山先生(刘宗周)的话评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发明有过于其兄者。”这无疑是说,程颐之学说虽博大,但却附加了许多自己的见解,逾于旧轨,把传统儒学发挥了一番,就这点来说,其兄是不可及的。程颐于何处“发明”了传统儒学?我认为,程颐之发明处,就在于他阐述了心学理论。程颐是中国思想史上比较系统地对心的观念,包括心的概念、性质、作用,心与理、心与物、心与性之间关系进行阐发的学者。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线索。程颐之心学理论对朱熹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

(一) 清代学者关于《说文解字》的著述,散见于文集笔记的零篇短论不算,仅专书即三百余种。其中具有开创之功且影响最大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说文注》或段书)前人对这部书曾予以很高的评价,王念孙誉之为千七百年来未有之作,章炳麟认为“段氏为《说文注》,与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黄侃说:“段     

五斗米道与五斗米

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入道者要交纳五斗米。张炳耀同志在《试论张鲁及其致权性质》一文中说,这“反映了以张陵祖孙为首的五斗米道首领们的地主阶级贪婪剥削本质”。我认为不是这样。五斗米道征收五斗米的道费,在道家经典中是有它的理论根据的。《抱朴子》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上元宝经》说:“服五石,镇五脏不坏。”《化胡经》说:“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以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     

《永乐大典·南宁府志》及其价值

《永乐大典》“平声十九庚”韵“宁”字,卷之八千五百六《南宁府一》及八千五百七《南宁府二》,是今存最早的南宁地方志。清乾隆初,鄞县全祖望名其钞自《永乐大典》之《宁波府一至一三》者为《宁波志》①。清末,江阴缪荃孙尝名其钞自《永乐大典》之《顺天     

傅山思想精华三论

傅山是我国十七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以及背离封建伦理纲常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确有其光辉之处。傅山力图跳出宋明理学的空浮圈子,提倡“济世”和“救时”之学,批判“腐儒”的“空言”。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说他“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庄子》哲理表达的艺术风格

一《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作。庄书问世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魏晋时代的嵇康公然宣称:“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宋人叶适说:“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章炳麟说:“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庄子解故》)鲁迅先生对《庄子》有很高评价:“其为文则汪详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曾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今昔蒲剑》)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     

“同志”称呼的由来

“同志”一词并非现代语言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注脚:“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有“好友同志”之语。元初名医朱丹溪在《格致馀论》一书的“饮食色欲箴序”中也写道:“饮食之欲,于身尤切……因作饮食色欲二箴,以示弟侄;并告诸同志云。”可见,古人用“同志”来表达的是志同道合的意思。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发表的《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中,也开始用“同志”这个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一大”通…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王弼“贵无论”简评

王弼“贵无论”简评木耕王粥，字辅嗣，三国时期魏国人，是一位早熟的天才，２４岁逝世，遗著凡五种１７卷，皆可立世。清末章炳麟说：“《周易》、《论语》，辅嗣之注……近古莫能尚也”。王弼的哲学思想，可用“贵无”二字简括之。他认为在运化万变的世界后面，有一个统...     

《西游记》与宋明理学

《西游记》问世后,明清士人议论颇多。或云劝学、谈禅,或云讲道。劝学者说是一部“定性书”,谈禅者说是一部“悟书”,讲道者说是一部“证道之书”。其实,这些意见并非截然相左。因为自唐以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儒、释、道三教日渐合流,“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陈澧《东塾记》卷四),“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全祖望《题真西山集》)。三教融合的结果产生了统治中国六七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因此,有人说《西游记》“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刘一明《西游原旨序》),“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并非全无道理。     

李光地与安溪民俗

安溪是闽南山区。李光地的故乡湖头,在清代属感化里。这里,“上达汀、漳,下连兴、泉,商旅毕至,舟车可通,居民环绕,绣壤相错,其间市肆,倍于邑内。土风文物,非别里所得而班也”,有“小泉州”之称,商业、交通都较发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光地少无声色之好,衣食载取粗给,经年不奏丝竹,门馆寂寥,无有私谒。自释褐至登宰辅,不改其素。潜心探索性命之旨,至于图象之秘,声气之元,历法西算之微,无不精究洞彻”(《安溪县志》卷之七《人物上·李簸光地》)。他不好声色,粗衣淡食,不奏丝行,不多交往,故能全心研究理学等,著作甚丰。李光地曾为《安溪县志》作序,题为“邑人李光地序”,序中提到地方志书可“知民生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略论黄宗羲晚年的著述生活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在我国思想史上建有不朽的丰碑。同时,他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开一代学风,在古代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其晚年写就的。他的《明夷待访录》写成于五十三岁;《明儒学案》写成于六十七岁,而《明文海》则撰成于八十三岁。正如其私淑弟子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所说:“公虽年愈八十,著述不辍”,甚至于当其老病不能书写,犹口授其子黄百家代书。     

论《明夷待访录》的哲学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我国明清之际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所撰的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代表著作。该书自问世以后,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在近代民主运动中,曾充当过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武器。我国学术界曾经高度而公正地评价了三百年前出现在此书中的先进政治思想,而对于这种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即它的理论根源则探讨较少,本文打算从这方面作点尝试。《明夷待访录》完稿于清康熙二年(1663),顾亭林于康熙十五年读到此书后,“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全祖望在引述了顾炎武这一评论后,指出此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全祖望《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全祖望《小生堂祁氏遗书记》一文中,对吕留良的评价比较偏颇,本文以大量事实证明了,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不在其学术水平低,也不在其掌握的史料少。通读全祖望的有关著作可知,他对吕留良、黄宗羲乃至他们周围友人的生平、行事、思想与师友交往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他作为一个既有思想、又功底扎实的史学家,如能依据其了解的史实,不怀私见,秉笔直书,客观评论,完全可以避免不实、不公之失误。遗憾的是却未能避免。造成失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囿于主观成见,未能摆脱门户之争,以致一叶障目;其二,慑于清廷文字狱的专制淫威,在吕留良遭“剖棺戮尸”的酷刑后,不敢说真话,人云亦云,随意贬低吕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