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指挥权: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建构

诉讼指挥权的正当性不仅源于人们对诉讼经济性的追求 ,而且还在于它具有矫正正当程序原理内在局限的功能。西方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关于诉讼指挥权的规定反映了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共同要求和普遍规则。处于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中国民事诉讼法 ,目前正面临着发展和创新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历史重任。完善中国诉讼指挥权的总体思路是 :以国际社会诉讼指挥权的共同规则为参照 ,建立符合中国审判实践要求的诉讼指挥权规则体系 ;改革法院的事实审理方式 ,合理界定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范围 ;从保证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正当性信赖的要求出发 ,建立诉讼指挥权的救济机制。     

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建构

我国在立法上并无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这一立法缺陷导致现实中公共利益受损无从救济的困境。在当今民主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制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司法适用都需要成熟的法学理论作为支撑,否则便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在司法实践中收到实效.目前,学界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研究方面已趋于一致,但对在我国如何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却各执一端.基于此,希望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指出其不周全之处,以廓清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应有之义.同时,通过对域外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公益制度之考证,并结合我国法治之现状,针对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出路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即在坚持三元启动模式的前提下,相应的设置三种机制来填补三元启动模式的缺陷,希冀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创设有所裨益.     

群体诉讼之比较

基于群体纠纷的普发性,各国都已经建立或正在探索建立各自的群体纠纷诉讼制度.文章概括介绍了世界各国群体诉讼制度的设置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各国群体诉讼制度在设置上的共性和不同之处,并力图揭示导致这些共性和差异的深层原因.     

解构与建构：新民诉法视野下的小额诉讼程序

我国在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小额诉讼程序,目的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法院负担,实现程序分流。但是,由于目前制度建构尚不完备,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频率过低,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于此,通过对小额诉讼基本理念、运行现状及缘由的分析,企图从学理上建构起对一审终审制的救济机制和对滥诉的制裁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小额诉讼程序有所裨益。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沉默权的中国困境与出路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保障人权的具体制度构建,它对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杜绝刑讯逼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沉默权作为一项实在法中的法定权利,在承担社会控制职能时,在与现实的交互中必然会引起价值层面的冲突,这样的冲突需要我们在法律观念上的突破,法律技术上的进步来协调。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     

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都面临的一种新型挑战。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权仅赋予给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这种极窄的范围并不利于预防制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在拓宽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适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和公民个人程序启动权,并减少对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限制。     

公司法任意性规范的股东诉讼制度现行问题与路径建构

任意性规范是私法领域的重要概念,其理论内核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基于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其任意性规范之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法的运行效率。当然,公司法任意性规范亦可能被违反或滥用,故公司法任意性规范要实现其预设之法律目的,还需配以完善的股东诉讼制度等司法保障机制予以规约。从现行法律看,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尚存诉讼前置审查程序缺陷、被告确认模糊、诉讼担保规则不当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加强对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前置审查程序、诉讼被告对象及其补偿责任分担机制、股东诉讼担保等法律条款做出修正。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其所处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     

“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

“公共利益”的实体解释理论无法界定“不特定多数”这个概念,对“利益”的内涵也无法形成共识。“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理论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虚化了。可能的突围方案是对公共利益的反向解释,即通过逐步清理公共利益的边界,将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共利益判断中走过多的弯路。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走出"边缘化"困境的根本出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存在着"边缘化"的危险.主要原因是:(1)社会转型;(2)经济体制和政策变化;(3)村民自治的冲击;(4)政策与农村实际的脱离;(5)沉重的债务负担;(6)责任与权力、付出与报酬的失衡.问题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设置、领导体制和利益驱动机制.     

《侵权责任法》与群体性诉讼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集团诉讼并非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尽管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很少应用,但是,在现实中各种群体性诉讼或集团诉讼仍然大量存在,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各种体制和社会原因,集团诉讼的运作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而法学界及媒体对集团诉讼的期待与司法实践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在采用多元化和非诉讼方式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以三鹿奶粉赔偿为代表的救济模式.<侵权责任法>虽然并未涉及诉讼程序问题,也未对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作出具体规定,但是该法的实施必然会对侵权责任集团诉讼及纠纷解决产生相应的影响.今后,中国的侵权集团诉讼仍会继续增长,但不会被作为解决大规模侵权责任事件的最佳方式和优先选择.     

少年司法主导理念的困境、出路和中国的选择

少年司法制度经过深刻的历史变迁形成了少年保护理念和少年责任理念高度融合、以少年保护理念为主流的格局。我国的少年法庭多依附于法院内部的刑事审判庭审理少年犯罪案件,而大量的少年不良行为由教育、公安等部门按照行政程序处理,且对问题少年的处理措施惩罚性有余而保护性不足。鉴于此,目前在少年司法制度构建中必须张扬少年保护的理念,在保留少年法庭的基础上设置家事法院审理工读教育、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等案件,通过家事法院—少年法庭的双轨制运作实现少年保护和少年责任的均衡。     

制度与出路:专门矫治教育制度困境与重构

针对因年龄问题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触刑未成年人,发挥着对该群体惩处和挽回重要功能的收容教养制度刚被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所替代.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仍存在法律规定不健全、适用对象及适用条件不明确、程序缺乏科学性、执行机构混乱和矫治教育方式单一等问题,引发学界关于其法律定性、存在必要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议,其实际执行效果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收效甚微.新时代应围绕专门矫治教育完善立法与配套法律法规,明确适用对象的年龄范围、适用条件,重构司法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矫治教育体系等方面加以重构和规范,使该制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     

当前我国文学创作和研究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

当 前 我国 文 学 作 为艺 术 的 审 美价 值 和 生 命力 正 在 消 失和 衰 退 ,并 在 沦 为 海 德 格 尔 所 说 的 单 纯 的“ 体 验激发 器 ”。同时 ,文 学研 究则 在 角色 和价 值 定位 上表 现 出某 种不 确 定性 ,黑 格尔 预言 的 艺术 的终 结 可能 提前 到 来。作为文 学 艺术 的维 护 者,我们 有必 要对 这 一现 象和 困 境进 行反 思 ,并 以此 为契 机 分析 、寻 找维 护文 学 艺术 性 审 美 价值 的途径 ,促 进 我国 的文 学 创作 和文 学研 究 。     

论司法审查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就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言,以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在制度实践方面,现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展开却遭遇重重困境,表现为司法设置之体制依附性、司法审查范围之局限性以及审查标准之单一化。重整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彰显和强化司法独立;拓宽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变审查法定原则为审查假定原则;实现司法审查标准的多元化,推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公司捐赠的困境与出路

这些年来,有关非政府组织的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资源不足正日益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问题的形成与其社会合法性不足密切相关。其中公司捐赠不足已成为非政府组织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有鉴于此,本文将分别从工商界本身、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等多角度对公司捐赠不足的原因展开分析,以期寻找到合适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