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20世纪初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陈垣教授在英敛之、马相伯的影响与帮助下 ,完成了一系列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论文 ,无论是研究方法 ,或者是研究内容 ,均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并在中外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不愧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祖”。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跨文化对话：新世纪比较文学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比较文学已走过世纪的历程,它随着中外文学与文化对话的开始而启始,随着中外文学与文化对话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初,鲁迅以其《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开拓了国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先例,并首次确立了‘有在审己,亦必知人”的对话原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中外文化和文学对话的风气,造就了中国比较文学勃兴的土壤。切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便在中国兴起了。1921年,“中国第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吴便先生从美国哈佛学成归来,在南京原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西诗…     

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社会和道德改良为重要主题;20至30年代,以武侠和言情分别表现了彼岸和此岸世界的浪漫情怀;30至40年代,大后方通俗小说汇入抗战文学主流,沦陷区则以“逃往自由”的心灵隐痛表现了对社会人性的关切。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新文学的双向互动中,为“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出现作了充分铺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浅析基督教文化对冰心、林语堂创作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造成深远影。冰心构建的“爱”的哲学,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林语堂毕生追寻的“信仰之旅”,也与其有着深刻的联系。本文拟从这两个角度分析基督教文化对他们的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迅速发展原因之分析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弘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16-19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那些非传教士西人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此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频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基督教大学早期发展中的中国化

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自其诞生之日起即亦启动 ,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曾试图融合中国文化 ,将自己的课程设置定位于“中西并重” ,其“中西合璧”的建筑式样也反映出对中西文化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然而 ,在其早期 (2 0世纪 2 0年代以前 )的发展过程中 ,基督教大学却不得不迎合了当时“兴西学”的社会潮流而表现为浓郁的西化色彩 ,其实这也许可以说是其“中国化”的另类表现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分三个阶段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战略以及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非农流动、60-70年代低潮中的“暗流”、80年代经济改革与复苏中的“盲流”、90年代“背井离乡”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和21世纪初再次掀起“民工潮”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后中国农民非农化道路仍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政府应当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中国对联合国观念定位的历史嬗变

中国对联合国所持有的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联合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自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的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现有的联合国体制并不如人意,但中国需要安定、发展的局面,就不能不与之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自身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在联合国舞台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非基督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固然在于因其可供解读中国现代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历史例证,但更重要的是,该运动的历史叙事结构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足以构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存在的不证自明的认知理由。然而,非基督教运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由民族主义所促成;相反,征诸史实,非基督教运动通过各类方式,反而建构了民族主义。因而,以民族主义表述非基督教运动,远不如以后者表述前者来得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