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再议——让我们向远方的陶渊明再走近一步

《学术界》ao11年第7期《关于〈归去来兮辞〉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归去来兮辞〉索隐三例》的观点进行辩驳,但是,强调字面义不能否定双关义的存在,双关义不会给陶渊明带来“僭逆”之罪,双关义的存在尽管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否证的方法宜另辟蹊径.     

朝鲜古代诗家对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研究

讽喻诗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也是其成就最高、流传最广的诗歌类型.古代朝鲜文人对白居易讽喻诗多有学习,主要体现为高丽朝和朝鲜朝文人的接受,而朝鲜朝时期文人对于白居易讽喻诗的接受较之高丽朝诗人群体明显得到了加强,包括诗歌数量增多,批判意识及情感更加强烈,讽刺范围更为深广.这种变化是由于高丽朝、朝鲜朝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自觉意识导致的.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僮仆欢迎"之"僮仆"新释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中的"僮仆"一词,如果仅仅解为"奴隶"仆役"这一字面意义,那将碰到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笔者以为在本文中"僮仆"即指陶渊明的儿子,与下文"稚子"同义.     

金圣叹对韩国通俗文学批评影响之初探

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水浒传>18世纪传到朝鲜,到19世纪已非常流行.朝鲜文人以极大兴趣介绍金氏的生平行迹,评论他的著作和文学批评思想.尽管文人们对金圣叹其人褒贬不一,有的视金批之书为祸害,有人将金氏文学与周礼、汉赋、唐诗、宋文相比肩.但朝鲜文人一致认为金圣叹是奇人,金氏文章为奇文.因此,金批小说曾影响朝鲜文人的文体和文风.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思想对朝鲜的文学批评也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朝鲜著名小说<广寒楼记>的批语中,从体例、内容到方法都参考了金批.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思君惆怅几时兮,所愿君恩不得闲 ——屈原文学对朝鲜朝"恋君歌辞"的影响

歌辞是朝鲜朝时期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具备表达屈原文学中复杂情感的客观条件.曹伟的《万愤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文学特点.之后郑澈的前后"美人曲"进一步把"恋君歌辞"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尤其是作者郑澈既将屈原文学的影响内化于作品之中,又凸显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屈原的诗歌文学是歌辞文学中失意文人倾吐愤慨的代名词,对于士大夫歌辞中"恋君"歌辞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接受

近年来,中国汉籍在域外的传播渐为学界所重视.本文从朝鲜半岛的史籍、文人文集入手,搜集、梳理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朝鲜传播的第一手史料,进行甄别分析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介入朝鲜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朝鲜人民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忠义观念,而且以此小说为模式,创作出一系列朝鲜小说.在朝鲜小说 史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对于朝鲜小说的衍变、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的"归去来"情结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怀有非常浓厚的"归去来"情结,他将陶渊明作为人生与官场的指向标,希望在建立功勋后急流勇退,辞职回归家乡广津隐居.但是,这与以往文人官场不得志辞官归隐情况截然不同,徐居正一生深受朝鲜王朝五任国王宠信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多次乞退未果后,身在官场的徐居正只能违背自己官场原则作诗文以"归去来"意象表达他不贪恋官场、脱离樊笼、超越世俗、追求高远的高峻人格.     

畲族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畲族民歌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畲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我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民歌活动、家传师授、文本媒介等方式广为传承。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民族语言、师承仪式的断裂和歌场环境的破坏,畲族民歌出现了严重的传承危机。我们应该从传承主体、传承形态、文化生态环境三个方面人手,对传统畲族民歌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继承,并力图创作出新时代下的畲族新民歌作品,使畲族民歌这颗璀璨的明珠重放异彩。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资本投机中人性的迷失——解读罗尔德·达尔的《品酒》

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老子》一书,更是多本舛异,字多殊谊,几多聚讼,迄今仍无定谳。文章仅就《老子》第三十四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和五十一章"养之覆之"中的"养"字进行考释。全书"养"字仅两见,我们认为均应取其"隐"义,不当作"抚养""护养"解也。"衣养"二字是同义连文。"养""覆"也是同义。     

论明清时调小曲的渊源与发展——以"凤阳花鼓戏"的生成为研究个案

中国民歌如按流行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乡土民歌(乡村)与时调小曲(城镇)两大类,二者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渊源关系。但如要从乡土民歌中划分出时调小曲,做出畛域分明的区分界定,又颇为困难。从明清之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凤阳歌》(乡土民歌)演变为《凤阳花鼓曲》(时调小曲),最后形成《花鼓戏》(戏曲)的生成过程,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时调小曲产生的渊源及其发展情形。     

论辛弃疾词的曲折含蕴美

辛弃疾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词人,其词作不仅抒写了雄浑壮阔的内容,而且具有词这一文体幽深精微的美质。文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使辛弃疾的情感格外深沉复杂,发而为词,就使其词作盘郁顿挫,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意象上"摧刚为柔"和大小意象的对比,在结构上"以文为词"、"引气入词",在用典上丰赡贴切等艺术特点,也使其词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曲折含蕴美。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从楚地婚俗看《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本义

《野有死麕》是姑娘出嫁时的礼仪歌谣词，与婚礼仪式活动相辅相成。歌词含义极似今天楚地婚俗中流传的《劝嫁歌》和《哭嫁歌》，是《仪礼·土昏礼》所记载的先秦昏辞的民间通俗演绎。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从乡土到农村: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

“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是两个包含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历史形态的文学史范畴。它们所对应的文学创作,分别指涉着两种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使用上却存在范畴边界消弭的倾向,在以“乡土”覆盖“农村”的情形下,产生了“乡土文学”的指认焦虑。而在具体探究这两种文学史范畴的差异与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置换,喻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他者”的进入;即阶级关系改变了乡土社会原有的人际格局,从而使文本地相应呈现出一种变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