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与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机制的创新——以浙江公民政策参与为例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受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领域、深度和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民公共政策参与逐步从个体参与转向组织化参与,从对个别环节的参与转向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对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转向对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转向多元参与模式。为使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取得新进展,应开发更多的政策资源,提供更多的制度供给,培育公民更高的参与技能。政府应坚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广泛吸纳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体系,保障公民参与权的有序行使;发展社会组织,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持;实施公民教育,提高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能力与素质;加强对新媒体的应用和管理,健全现代传媒的民意反馈机制。     

我国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除了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参与动机外,实现和促进与全体社会成员相联系的公共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改革开放以后,在公民个体的政策参与逐渐增多的同时,我国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各种利益团体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活动也逐渐增多。同时在我国公民的公共政策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公共政策参与中公民层面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和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3个方面。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价值与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决定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实施的可行性,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增强对公共政策的回应与监督.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应该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性民意表达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并培育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践行公民参与,培养公民参与文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可能性与途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正成为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论是政府本身的局限,还是决策本身的要求,抑或是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决策环境的变化,这一切都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宏观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具体过程的微观方面,我们都可找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可能途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随着新型服务行政理念的发展,政府应重视公民对公共政策周期的全过程参与。基于政策过程模型,从议程建立到政策制定、执行、调整,再到政策终结,公民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使政府和公民间形成良性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政府与公民实时沟通渠道不畅通、官员公开信息不及时、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等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完善双方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培养公民参与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公民的全程参与。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分析

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策参与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度十分低,这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也会造成政策腐败和政策的执行困难。因此学术界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公民的政策参与,但是,过度的参与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增加公共政策的制定成本,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公民的适度参与才是目前最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状况的最佳选择。     

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公民参与就是以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公民资格为目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从事的所有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行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以及政策目标的达成有着重要的价值。从多个角度出发探索公民参与的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障碍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它使决策更具合法性和执行力。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既有政策主体、公民素质的原因，也有参与途径和决策机制等因素的限制。文章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影响公民参与决策的各种障碍，并对这些障碍的克服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角色

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公共政策的起点,是关系到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科学、能否顺利实施并发挥预期效果的重要环节。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政府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外,公民角色在其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如何克服当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是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