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郭子仪请雪安思顺冤案发微

盛唐著名"蕃将"安思顺被杀,实属冤案.在他担任朔方节度使期间,郭子仪是其部下,深得信任和重用.及至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勋卓著,郭子仪位高权重,遂奏请为安思顺昭雪.通过文献解析的方法,在推究郭子仪上表年月的同时,也搞清了他上表的双重目的:利用为"故帅"安思顺昭雪,既表现他对故帅知遏之恩的回报,又从政治上安抚、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收到了"一石二鸟"的预期成效.     

论李光弼

李光弼为将门之后，天宝年间为兵马使、节度使。在平定安史之乱斗争中，充分施展军事才干，立下赫赫战功，史称与郭子仪齐名，是一位中兴良将。只是镇压过浙东农民起义，以致美中有污。     

最聪明的糊涂

唐玄宗时期，有一位武将，名叫郭子仪。郭子仪用兵如神，杀敌无数，以身救国20余次，为唐朝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郭子仪在处理日常事务中，常常犯糊涂。有时候，糊涂得连他的子孙都惊讶得张大了嘴。     

一部颇具特色的唐史人物评传——《郭子仪传》

一部颇具特色的唐史人物评传——《郭子仪传》郭子仪是唐朝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平定了安史之乱，对稳定唐朝统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曾被封建史臣誉为唐代“再造王室”、“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的“盖天勋臣”。但他在现代史学界似乎未受到应有重视，不仅专著阙...     

大雅君子 社稷纯臣——大唐中兴名臣郭子仪德慧人生述略

郭子仪所以能富贵寿考而得善终,德行高蹈仁厚孝悌而又富于智慧极善自处是一个至为重要且带根本性的原因。首先,他能忠心事上,善于为臣,不仅一切唯朝廷之命是从,绝不讲条件,而且为国事诚恳坦荡,没有私心;其次,他始终清醒谨慎,不仅能戒满惧盈,而且明识进退;再次,他仁厚大度,不计私仇,甚至能以德报怨,化解矛盾,因而深得人心;第四,他还能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防微杜渐,以避猜忌和嫌疑;第五,他虽自幼失怙,但孝心长存,历久弥笃,以至于千载之下犹能令人心生感动。     

略论仆固怀恩

仆固怀恩(?—765年),铁勒族仆固部人.是唐朝金微都督府都督.怀恩“年未弱冠,即蒙上皇(唐玄宗)驱策”,历事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安思顺,“‘皆以善格斗,达诸蕃情,有统御材,委之心腹.”安史之乱中,他与郭子仪、李光弼同为唐政府军三大军事统帅之一,而且叛乱的最后平定,是在仆固怀恩的亲自统率、指挥下完成.     

纪念“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

唐代诗坛上伟大的诗人杜甫,诞生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即公元712年;今年正好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杜甫不仅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形成中地位突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尊为"诗圣",是因为杜甫总是把自己的悲喜忧乐与祖国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当祖国在"安史之乱"苦难中痛苦呻吟时,诗人与祖国一起流泪,写下了《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忧国而白的头发,因为日夜焦虑不停搔挠而短少得连簪子都承受不了。而当叛乱者大本营被唐朝军     

安史之乱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词体文学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氛围中,无论从音乐角度还是从词作者角度来看,只有盛唐宫廷文化为词体发生提供了条件。唐代乐人主要围绕宫廷和官府而存在,乐人与文人合作的酒筵游戏环境更是围绕宫廷和官府展开。民间既不存在孕育词的音乐系统,也不存在有能力依调填词的词作者,近百年来流行的词体起源于民间说是没有根据的。词体文学的兴起与成立,与安史之乱造成的唐代社会动荡密切相关。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走向衰微,方镇势力崛起,唐宫廷数次遣散乐人,乐人散落幕府,原本熟悉宫廷文化的文人士大夫将词体创作带入地方。安史之乱后的宫廷音乐文化凋敝,实际上是宫廷音乐文化传播不断下移的过程,而这正是词体兴起的重要机缘。     

名剧《打金枝》与重臣郭子仪

情趣横生、脍炙人口的戏曲剧目《打金枝》,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出戏叙述了唐王如何以国事为重,妥善处理公主与驸马的纠纷,从而加强了君臣团结。戏中除“绑子上殿”外,正面叙述郭子仪的场面虽然不多,但郭子仪却是此戏的关键人物。     

唐后期朝廷和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变化

经安史之乱打击,唐后期国力转衰,朝廷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心理由之前的"爱之如一"转为较严格的不信任;士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有排斥,也有认同,这种认同是随着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是"夷夏之辨"的明晰化。将这一明晰化的过程放在具体情境和大的视域下,去观察实际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唐后期夷夏观的变化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颇有帮助。     

《石壕吏》琐谈

《石壕吏》是杜甫名作“三吏”中的一吏,是文学史上一篇值得称颂的诗作。 本诗写于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公元七五七年冬,唐朝大将郭子仪等率兵收复了两京,把安史之乱的叛军压缩到河北一带。这时杜甫正在朝中任左拾遗。第二年,即七五八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而获罪于唐肃宗,被贬为华州(今陕西省华阴县)司功参军。这年冬,杜甫来到东都洛阳。这时唐肃宗派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等九路节度使率军约六十万把安庆绪包围在邺城(即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大有一举成功之势。灭叛军、收两河似乎是指日可待。正如诗人在《洗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导致了北方经济的破环,影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安史之乱"与唐后期的藩镇林立、宦官为祸、边关告急的局面有着深刻的渊源.     

“冲天”一怒为哪般？——从柳永的浪子行迹看其自我理性的缺失

"浪子"是北宋词人柳永的身份标识之一。这一标识不仅使柳永迟迟不能得第,而且为其日后的仕进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考察发端于《鹤冲天》一词的浪子行迹和由失意士子到无行浪子的过程,柳永自我理性的缺失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大致来看,柳永自我理性的缺失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对"功名"的讥刺超出了"怨而不怒"的儒家规范;没有看重统治者对于士子的修身要求;对封建士大夫所标榜的雅文化缺乏自觉意识;没有参透朝廷逸乐政策的玄机。     

"客家名人"考辨--仅以郭子仪为例

当前在客家人研究领域,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纷纷被纳入"客家人"的范围.从学者们所提出的"客家人"概念的内涵界说可以看出,很多"客家名人"并不应该列入"客家人"范畴内.本文仅以唐代名将郭子仪为例对"客家名人"的属性进行考辨.     

论唐朝由盛而衰的主要根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令公家何在

功盖天下、再造唐室的郭子仪是陕西省华县东关人。《临邑郭氏族谱》中“系出陕西西安府华州华阴”与颜真卿《郭子仪家庙碑》中“徒华阴兮”之“华隅”，指的并不是作为行政区域的“华阴县”，而是指华山(包括太华山与少华山)北面地区。     

精品推荐

《黑暗托马》(法)莫里斯·布朗肖著林长杰译本书为布朗肖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其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本书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得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     

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兴亡今古恨，酹酒问渔樵”——从李杨故事文人诠释模式变迁看《长生殿》的主题蕴含

前人于李杨情事的解读,或偏重于史家之论,或致力于诗家抒怀.前者囿于史家视角本身的偏颇而难免偏执之讥,有些作品甚而流于庸俗与无聊;后者虽因写作者本人身世感情的融入而寄慨遥深,但"女色祸国"这一历史定论的传统惯性,又使得他们常常在重"情"与重"史"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在作品中于明皇深致悲悯,于杨妃却多所讥刺.洪昇之创作<长生殿>,一则是出于对前人有关李杨故事解读模式的不满,再则是欲借这一故事融入自身的身世感伤.前者构成了<长生殿>外在的文本风貌帝妃之恋("情")与安史之乱("史")的错综扭结;后者则构成了充溢于<长生殿>文本之深层的悲剧意蕴人生不永、情缘易逝、世事沧桑的人生幻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