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盐铁论》引书用书与西汉昭宣时期文学演进

<盐铁论>的引书用书材料丰富,其对<诗经>的引用,不仅可见出当时已有与今本<诗经>基本一致的传本,而且可窥见<诗经>在当时的传授情况及其引发的文学观念问题.其对屈原与楚辞的解读,体现了昭宣时期士人对人生际遇的思考,深化了汉初以来的文学不遇主题.<盐铁论>的引用书,还透露了<古诗十九首>中个别意象和诗句在昭宣时期的生成演进信息,以及宗经征圣的文章写作模式在昭宣时期的发展演进情况.这些在汉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     

启蒙精神规约下的文学“民众化”探求——以《文学旬刊》“民众文学”论争为中心的考察

以文学研究会《文学旬刊》为中心的"民众文学"论争,是在启蒙精神规约下对普通民众和文学关系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参与者都认识到了文学"民众化"的必要性,试图提出建构"民众文学"的切实方法。论争中凸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是文学"民众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对于此后的文学"大众化"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意义。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轻重之辨”——《盐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意蕴

汉代的“轻重之辨”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对利益问题的两种关注方式即伦理学关注与经济学关注的一次重要交锋 ,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成为封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之后与法家思想逐渐融合的新走向 ,对后来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尚书》“圣王”形象“被同质化”研究——尧、舜、禹、汤、武形象考察

《尚书》尧、舜、禹、汤、武等圣王的历史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呈严重的被同质化情形。其实这些圣王形象各有不同,实分属为道德圣王型、功绩圣王型、革命圣王型。被同质化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文化需要一种不变的存在来使人们获得社会稳定感和道德向心力,这就需要造成一种社会和道德体系来表示这种存在。《尚书》及其相关学术的传播是被同质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论争?——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

"封建"一词在中国史学中的应用一直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老问题,但是对其理解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汲取中国历史文化资源显得尤为迫切,然而,在重新反思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重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因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争这一问题又浮上水面,成为史学界、社会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相关论述出发,全面澄清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要点以及其分析社会形态的原则和标准,据此解析"中国封建社会"争论的核心问题,并为我们回到中国历史实情,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性质提供思考方向。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     

1927年初媒体视野中的“党潮”——以天津《大公报》为中心

1927年初，“党潮”由“汉赣党潮”发展到反共清党。此间，《大公报》对“汉赣党潮”的兴起与持续、“汪蒋握手”、反共清党等阶段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报道与分析，展现了该报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媒体乃至当时社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关注焦点与认识水平。当局者十分注重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对实现其政治目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