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中公众参与有效性探究

我国公众已经能够通过社会公示、听证、信访、诉讼等制度化途径参与到科技决策过程当中,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参与有效性仍存在不足.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公众参与制度保障体系;培养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参与能力;提供多样化的公众参与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探索建立政府、专家与公众良性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促进公众参与组织化发展,提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个体与整体效应.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目标理念,在于促进国家环境行政民主化,保障公民环境权,平衡公众环境利益诉求进而实现环境正义,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培育环境领域的自主治理精神。以此为指导,通过全面创设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来源,健全公众环境立法参与、环境行政参与制度,创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环境刑事自诉制度,培育成熟的环保社会团体等途径,全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逻辑审查与实践选择

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监管企业的二元模式阶段转向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应然逻辑和制度实践随即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判断出现了理论与悖论、民主观与利益观、结构主义与个体理性等多重争论.重新从环境治理中公众与政府关系切入,将其视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基点,进而对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进行审查,并建立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与央地两级政府的合作治理策略,未来实践中,应重点以参与意识培养为导向的环境教育体系改进、以参与成本降低为导向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和以参与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保障强化.     

论征地法律制度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

本文从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探讨了征地法律制度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问题.作者认为,生态环境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成分,法律应当保护公众的环境权.政府官员和企业在征地时忽视环境方面的损益分析,常常造成公众的环境权损失.防止这种损失的主要途径是公众对征地过程的参与,而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环境公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作者就征地过程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公众诉求提升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制度改进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治理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公众参与的程度低、强度弱,导致环境治理绩效不佳。公众诉求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首要前提,公众诉求的实现效果直接影响着政府环境治理绩效。非均衡的博弈制度安排、软弱的法律支撑、松散非专业的公众组织导致公众诉求难以持续稳定地影响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为改变这种状态,应健全政府官员环境治理考核体系,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权利构架,消除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合谋基础,培育博爱型公众参与主体。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描述与实现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工具,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是“庇古理论”和“科斯定理”,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押金返还制度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都是其具体的治理工具,环境政策工具的施行需要通过完善内部市场,明确产权,健全政策执行体制以及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来保证。     

主体资格与可行能力:公众参与的一个实体问题

公众参与开始在我国立法意见征集、行政决策的听证、公益诉讼等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亟需对参与主体、参与事项和内容、公众意见影响力等实体问题做出回答。本文结合政府推进保障性住房相关公共决策问题,分析公众参与制度在具体运用时如何确定参与者的主体资格,对参与者的可行能力有何要求。     

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中的公众参与规则评析——以若干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文本为研究对象

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程序的重要环节,是保障行政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前提。目前,中央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缺失,更无具体的公众参与相关规则。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虽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些许规定,但总体上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忽视日常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且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和雷同。各地出台的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然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存在公众行政决策启动权缺失、公众参与方式有限、听证制度回馈机制建立不足、决策后评估阶段公众参与规则匮乏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我们应认真梳理总结地方公众参与立法中的问题与不足。     

环保NGO——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组织化模式——兼谈山西省环保NGO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严峻,整合和发挥环保NGO的巨大潜能,己成为倡导全体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得力举措。在过去的几年中,环保NGO成为普及环境教育的重要力量,但在参与环保决策、影响环境措施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微弱;环保NGO的自律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放眼未来,环保NGO应当争取稳定的经费支持并注重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拓宽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NGO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决策科学化与公众参与:冲突与调和——知识视角的公共决策观念反思与重构

科学的"理性"原则与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存在潜在的冲突,反映于公共决策中的核心冲突是科学知识与公众常识在提供信息上的地位不对等。公众常识被视为劣于科学知识,普通公众被认为缺乏理性参与决策的能力。现实中的公众决策参与存在能力、效率与机会困境。事实上,决策科学化与公众参与冲突的产生源于对科学观念的误解,通过科学观念的重构能够揭示出公众参与决策在知识价值上的合理性。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既要实现理念的转变,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实现决策科学化中的必要性,又要促成制度变革,保障公众真实参与的机会与制度性渠道。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价值缺失问题及其治理

民主化、科学化、公正化、效益化是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公众参与不足以体现公众利益取向、离决策价值目标存在差距、对决策影响力过低、不足以保障决策效用实现等价值缺失问题。实现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价值需要从几方面着手,其中有规范公众参与范围、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保证公众参与权利和提高公众参与效力等。     

山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若干对策

治理山西环境污染的对策主要是 :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建立环境成本核算制度和实施经济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立环境治理和保护机制 ,解决结构污染等。     

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及其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完善与否体现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当前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虽已明确程序控权、公众参与、决策行为期限、决策风险评估和决策后评估等内容,并已经界定范围、决定起草、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审议决定、事后评估等系列流程,但是尚存在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专家论证与公众与参与缺乏制度规范、对相关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不足等弊端。今后的立法完善应当进一步细化决策事项,同时完善决策公众参与制度、智力支持系统以及合法性审查制度。     

社会网络下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提高其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农村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福建省福州市、三明市、宁德市、龙岩市、南平市55个村庄的286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均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有较强的影响,网络越发达,农户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在正式网络方面,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来自村庄治理参与意愿与家乡建设参与意愿两方面;在非正式网络方面,邻里关系、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尤其是邻里关系;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互有中介效应。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公众行政决策参与的思考

公民参与是公共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构建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共决策参与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传统文化、公众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转变观念,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强化电子政府的作用,公开政府信息;完善相关制度,拓宽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提高公众行政决策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发展。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环境保护问题已为世界所关注,对环境侵害案件的法律救济手段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美国等国家也通过"公民诉讼"等方式扩大原告资格,使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来。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相关诉讼也由于原告资格范围过窄而遭遇障碍。文章试图通过对国外类似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在我国应当拓展原告范围,鼓励民众启动环境公益诉讼,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环境权。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是当今世界各国为预防和减轻拟从事的开发行为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实施的一项环境法律制度。在该制度中,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全过程,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出发,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影响评价立法有关公众参与规定的比较,本文就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探讨,并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公众参与条款的实施提出了立法意见和建议。     

通过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多年环境问题的积累与环境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显示政府正在失去环境治理的权威,凸显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是通过让政府积极履行职责来重获信任、重树权威的重要方式。现有的问责制局限主要在对在任期间的领导问责,很少关注环境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而事实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可以倒逼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现有的行政问责的基础之上合理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对象、明确重大决策追责标准、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定程序、明确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时效、加强重大环境决策问责制度建设,将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关注治理效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新动向

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关注是环境公益诉讼能够长远发展的新动向,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环境与生态的实质修复程度以及不同诉讼程序的协同.对此,无论是诉讼目的与社会效果,或是边际均衡与司法实践,还是实现协调与立法前沿,都体现了关注环境治理效果是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的新动向.然而,当下,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普遍缺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关注,它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影响各自程序的正常运行.因而,环境公益诉讼注重生态修复方案的制定,环境评估技术的自身构建与协作,环境诉讼策略与环境利益选择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执法监督互相衔接,是环境治理中注重实质生态修复的路径.以生态损害程度为尺度,根据不同生态损害程度区别适用、合理适用不同类别的环境公益诉讼,使环境公益诉讼程序能够发挥最大化的效用,则是环境治理中注重程序协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