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

宪法司法化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违宪审查,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司法审查;二是司法判断,即适用宪法以裁判疑难案件。因此,违宪审查制度应选择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作为制度模式。普通法院依据宪法制度行使违宪审查权并不构成对最高权力机关权力的侵犯。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社会权裁判的方式及其理由

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的方式却有所差异.反对社会权可裁判性的理由不是社会权的可诉性,而是法院对裁判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裁判方式必须符合其国家或地区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与司法传统.     

论宪法的裁判规范性及其适用类型

从实证上考察,宪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宪法能够适用的基础;从宪法适用的可能性来考量,宪法具有"法"性,即规范性、强制性和制裁性。宪法适用包括宪法立法适用、宪法行政适用和宪法司法适用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是宪法适用的前提、重要途径和关键。     

“超生辞退”与企业解雇权限制的回溯性反思

超生即辞退是对计划生育法律责任中"纪律处分"条款的不当限缩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通过群案实证研究可归纳出两种裁判类型:一种是基于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裁判,存在审查和说理上的瑕疵;另一种是直接援引违反计划生育法律责任条款的裁判,因缺乏体系解释的合理限制,导致司法对"三期"女性权益的选择性保护。除了需要提升司法技术之外,我国劳动法领域亟需引入解雇最后手段原则,防止政策性法律赋予用人单位解雇权的恣意使用,构筑保护劳动权利的最后防线。     

宪法解释的性质与方法——兼及宪法解释性质的论争

宪法解释对制宪者原意的探求,不应局限于制宪者在当时的意思,而应探求制宪者处于今日之社会情势下所应有之认知。法官在解释宪法之时,通常会杂糅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一般的法律解释方法。但另一方面,由于宪法裁判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裁判的特殊性,为了维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宪法判断又有宪法判断回避、合宪性解释、适用违宪等特有的原则和方法。     

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论演变及其法律适用

实质性正当程序是美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正当程序条款能动解释的产物,对于防范政府以正当程序制定法律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价值。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其适用范围从最初的保护财产权、契约自由,发展到20世纪后期主要适用于人身权利领域,尤其是对隐私权的保护。美国宪法创造性地发展出实质性正当程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检验方法。通过考察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起源和演变,启示我们应树立正当程序的理念,以之指导当前的司法改革并完善宪法解释。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规范基础新论——以宪法第33条为中心

要实现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需首先为其在宪法文本中找到规范基础。比例原则的本质应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性",由此提出并论证以中国宪法第33条为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法院可在判决中,通过该条款进行合宪性法律解释,为运用比例原则说明理由。以此为起点,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还有待于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明确比例原则的司法技术定位,以及案例指导制度、司法解释制度的跟进。     

金融监管规章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否定合同效力——以伟杰天策股权纠纷案为例

行政规章不属于《合同法》中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这与金融业强调监管审查,但立法层级不高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在此情形下,行政规章借"公共利益"的外衣否定合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中可选择的路径。本文在商事案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选取了伟杰公司和天策公司的股权信托纠纷案,对其裁判思路进行分析。《民法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具体化的表现,故违反规章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也应无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性的不确定性概念,应作为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充分论证,避免得出违反规章等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     

宪法与基本法司法适用的香港经验——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分析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终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地适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终审法院认为《宪法》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且并非只有第31条能够在香港特区适用,《宪法》多用于说理部分,也可以作为裁决核心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从未被作为违宪审查的依据。在被适用的频率和条款数量上,《香港基本法》远超于《宪法》,且终审法院一般优先适用《香港基本法》;在适用领域上,《香港基本法》主要被适用于保障基本权利和规范国家权力,《宪法》主要用于说明香港宪制架构问题;在适用方式上,《香港基本法》既被用作说理部分,又频繁被用作对核心问题进行裁决的主要法律依据,甚至被用作对行政机关行为和立法机关法例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     

论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司法保障——以事业单位辞聘难为例

从顶层设计到法律构建,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劳动合同法》为标志,我国人才社会性流动规则已成体系,但司法保障问题依旧严重。以事业单位人员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争议处理为例,《劳动合同法》第96条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沦为僵尸条款,特别是聘用制人员被迫辞职的法律适用被忽视。加强人才社会性流动的司法保障是实现人才强国目标和自由择业权的必经之路,亟待清理妨碍人才流动从而影响司法裁判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司法解释。同时,应当确立“有利于人才流动”的法律适用原则,要求裁审人员从整体上把握由人事立法、劳动立法、单行职业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构成的人才流动规则体系,提高职业素质和法律适用能力。     

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模式——对中国法院“司法行政化”现象的重新考察

经过近十年的司法改革,中国法院始终没有摒弃那种通过行政审批来进行司法决策的惯常作法。这既造成审理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也使得合议制度变得难以实施。这种司法裁判的行政审批机制之所以盛行不衰,首先是因为法院普遍存在着司法裁判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混淆问题,使得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司法官员难以与普通法官平等地行使司法裁判权。另一个原因则是在现行司法程序中没有建立一种"通过诉权来制约司法裁判权"的机制,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对法官的裁判权产生有效的制约。     

司法审查为何运行不畅，行政诉讼如何走出困境——从权力（权利）制约角度分析司法审查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对策

司法不仅能定纷止争，还可稳定社会。但司法目的的实现要依赖司法权威，而裁判文书又是司法权威的最终载体,因此司法要使人信服，就必须加强裁判文书的论证力。针对现行裁判文书模式与实践，认为应从证据和事实、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这些方面强化论证。     

从法律适用,谈我国宪法司法化

该文从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关于以侵犯姓名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责任的批复》来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敏感性的问题。“宪法条款能否作为各级人民法院断案的法律依据”,笔者从法律适用这一角度,结合自己从事律师工作的办案体会来论证这一问题,认为,“宪法司法化”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从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太阳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谈起

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经常性的、同时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要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实施,首先就有一个对宪法进行援引和解读的问题。宪法解读与宪法解释的性质和作用不同的。人们对黑龙江规定风能属国有涉嫌"违宪"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混淆了宪法解释与宪法解读的结果。同样,人们对于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对宪法文本援引问题的争议,其原因也是混淆了宪法援引与宪法适用的区别。宪法有效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对宪法的援引和解读。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行为,要澄清理论上与法律上的某些误区,在宪法援引过程中的宪法解读问题上,应当合理、规范地运用。     

住房权宪法保护之模式分析

住房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它对人权体系中其它权利的享有举足轻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从宪法层面对住房和与住房有关的权利加以规定和保护,住房权的宪法化和救济的司法化趋势非常明显.住房权宪法保护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给予间接司法保护;二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给予直接司法保护;三是宪法未明确规定住房权,但通过其它方式予以间接司法保护.     

论宪法的司法化

作为时代的产物与回应,宪法司法化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当代宪法与宪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司法裁判对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解读之实证分析——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公司法条款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在司法裁判中经常出现,其处理方式和结果对于维护公司的正常运营,保护诸如股东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人的权利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选取了异议股份回购和公司减资的相关司法裁判分别进行了考量,认为在文义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下,对于公司内部纠纷,尽量将相关条款理解为任意性条款;而对于公司外部纠纷,尽量将相关条款理解为强制性条款,并严格执行。     

我国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构造

双层股权结构是契约主义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中的体现.为了匹配契约主义实现各方主体利益均衡的权力配置目标,双层股权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其适用的公司类别和条件,完善监管,设置表决权复苏和司法审查申请权保留规则、规定超级表决权不可转让及双层股权结构的转化条件、设置"日落条款"和"燕尾条款",确保在"同股不同权"的结构下,企业活力得以激发,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     

行政诉讼中规章的“不予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所作的分析

《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有参照规章的司法审查权。最高人民法院第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中"不予适用",标志着参照规章中的"个案拒绝适用说"转向"普遍拒绝适用说",即法院有权间接宣布行政规章无效,或者说,第5号指导案例扩大了法院在参照规章中的审查权。在由《立法法》确立的法律效力等级体系中,"不予适用"的适用需要以判断上下位之间是否"相抵触"为前提。判断"相抵触"的标准是:(1)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下位法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确认的权利或者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设置的义务的;(2)在职权和职责关系中,下位法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授予的职权或者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设置的职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