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五”省域节能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节能率反映单位GDP能耗下降程度,是衡量节能效果的重要指标。本文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节能率所呈现的变动特征,并以“十一五”期间各省域数据为样本,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省域节能率存在较强的正空间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程度有所降低,表明我国省域节能之间存在较短期的相互影响效应,但效应较显著;省域节能率存在较小的惯性,即其稳定性较差,反映我国节能工作短期效应明显;第三产业比重、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率、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对节能率有正影响,影响程度依次递减。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性研究

文章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和1996—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使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距离、人口等因素对省际人口流动的作用标准化,从而计算各省市的"期望"流出人数,与各省市的实际流出人数作对比,衡量省际人口流动的区域差异;同时利用标准化流出指数计算各省人口流动的区域偏好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的人口流出规模具有区域内的统一性和区域外的差异性,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出比例远小于南方各省;消除经济、社会、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后,省际人口流动仍具有强烈偏好性,大部分省际流动人口更偏好流往同一区域的吸引中心,文化距离的作用甚至强过经济差距、地理距离的作用。     

从新疆人口结构浅析民族关系问题

各民族之间人口结构差异的现状,预示着它们在社会发展竞争中彼此的相对处境,而人口结构各方面变化的特点,又预示着生活在共同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与发展的趋势。这种相对处境和未来发展趋势会在许多方面对民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通过阐述新疆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与规模结构、区域分布结构、年龄结构的现状与特点,探析影响当前和未来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人口结构因素,并对由此引起的民族关系问题提出相关对策。     

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校布局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分析——以西藏昌都地区为例

影响学校布局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学校规模、服务人口和服务范围。但是,民族地区农村学校布局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特殊的地形地貌、落后的交通条件、分散的人口分布、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薄弱的农村教育发展基础等。民族地区农村学校布局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充分考虑其特殊性,科学合理地做好新一轮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从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     

规模经济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县乡政府规模偏大,财政赤字严重的现象虽经过1998年严厉的机构改革仍未有根本的改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县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规模、公共支出等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在县域层次上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即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县政的管理成本会递减.因此通过调整县政区划,扩大县域人口规模,有助于提高县政管理效率.     

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

由于中国各省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省级水平上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很难给出较为可靠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我国２０３１个县（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生育政策等资料,分析了在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生育政策对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中国各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因此,中国民族之间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     

人口流动对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通过下放事权使得地方政府支出增加。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省际流动人口的总量接近1亿。本文研究省际人口流动对省级地方政府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流动仅对消费型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生产型和维持型支出无显著性影响。基于此,省级地方政府为了适应人口流入应该提高消费型支出的比重。     

哈萨克斯坦不同民族在人口基本结构方面的差异

苏联解体后,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和出生率下降,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差异,这些特点和差异不仅影响目前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也影响到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分析哈萨克斯坦各民族在人口年龄、性别、生育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方面的指标,并通过这些指标来衡量各民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揭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预测人口某些方面的发展趋势及对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长期里,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短期里,人力资本水平与政府人力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不过,在短期内增加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率,虽可降低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但长期内维持协整关系却持续地提高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率与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并非互为原因。这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促使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的减缓,但政府人力规模的增长对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的作用较弱。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降低短期的政府人力规模增长率。     

规模经济、转移支付与政府规模——以江西为例

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的大幅增加,是导致各级政府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县域行政区划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许多县域行政划分偏小,尚有广阔的规模经济改进空间;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成为推动地方政府规模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扩大县域人口规模,完善转移支付的分配,有助于减少政府雇员规模.     

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

人口素质的高低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人的生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上存在着差别。这个差别是世界各国的人口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尽管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日益重视人口素质问题。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素质的差别将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因此,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各国之间人口素质的差别,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今后一个时期内急需解决的人口问题。     

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各省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对东中西部进行比较分析,运用灰色系统预测法对各个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表明,全国及各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和工业化保持较高的关联度,并且中东部与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短期内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继续提高的趋势不会改变,因此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应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基于省际时空差异的区域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进入了以协调发展为目标的重要阶段.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既要重视区域内的协调,也要重视区域间的协调.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要素系统分析了区域系统的协调发展状态与其省际时空差异.结果显示自1998年以来,北上广为代表的东部人文系统发展最好、区域系统水平较高,但自然系统压力较大;西部自然系统最显优势,但人文系统发展欠佳,区域系统呈现较低层次的协调.省域各要素系统发展态势较为稳定,衡量区域系统及其分指标人文、自然子系统相对差异的基尼系数数值较小且波动不大.今后我国仍要实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开发与和保护并行、优势发挥有序、差距有效控制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     

我国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

作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影子银行具有透明度低、结构复杂等特点,极易成为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大隐患.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度各省份影子银行规模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实证检验我国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各组成部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差异性;2)民间借贷是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3)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营商环境是影响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4)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福建省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福建省农村城镇化水平存在显著、长期的地区差异,但可喜的是,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人口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镇化水平有积极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人口等因素对沿海和山区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省域实践——《中国省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报告(2012)》评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且范围逐步延伸,城乡一体化问题已被提到战略高度。那么,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究竟如何、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各个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又存在着怎样的变动趋势。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评价体系,对中国整体及省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主持撰写的《中国     

浅析当代我国民族问题本质及发展趋势

<正> 民族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它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各个领域;从纵的方面来说,民族问题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到民族差异和特点完全消失的时侯,民族问题才会最终消失,二者是同一的。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民族问题的产生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即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 在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内在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各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各不相同的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和差异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各个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各个民族在自身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     

东北三省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环境压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构建了碳排放的STIRPAT模型,并采用1978—2010年的东北三省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指数、单位GDP能耗、人均GDP和人口规模能够有效解释碳排放量的持续变化;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碳排放增长驱动因子,而能源效率的提高则是最重要的减排促进因子;四种因素的标准化弹性贡献在省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与技术创新效率

在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干预的增加,政府规制负担同样对企业创新造成了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发展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政府规制对企业两种创新活动的干预达到平衡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较高的水平;政府规模的减小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在政府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及不同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外资利用四个层面分析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湖北和江西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先增后减再增的"N型"特征,湖南则呈"正U型"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科技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因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均存在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