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非“风格”辨

作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理论范畴，“风骨”与“风格”同中有异。“风格”是必然有的，而“风骨”只具有可能有的或然性。风骨不是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代表了刘勰对艺术美本质的一部分认识，是刘勰对创作、批评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较强的理论涵盖力，但不具有划一风格的作用。将二者混同，与在汉语中“风格”一词的原始意义以及作为传统诗学范畴的“风骨”自身逻辑形态不稳定带来的意义歧出有很大关系。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诗风的“玄言”化

东晋“玄言”诗风兴盛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然一种诗风的出现肯定有其独特的质素所在。玄学之所以在东晋之时对诗歌施以重大影响,则由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哲学意义上的玄学转化为政治话语,此亦是玄言诗潮绵延百年的重要因素。     

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

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林继中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这眠，解带翻成结。是为韦应物《对残灯》诗。［１］“幽人”心里并不平静，“解带翻成结”意象已将其隐衷透露出来：解带．是幽人求宽松自由之象征，但事与愿违─—“翻成结”，想求解脱反而更加纠结难解...     

李贺奇诡诗风辨源

李贺奇诡诗风辨源孟修祥李贺是以其“奇诡”①的“鬼诗”著称于中国古代诗坛的,虽然“鬼诗”的荒诞顽艳使人难于索解,但无论怎样“虚荒诞幻”,它总是与诗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与诗人自己的身世、个性、气质、生理条件和生活道路诸因素不可分离...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探析

从柳宗元柳州时期诗歌的内容来看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因长期遭受贬谪而常常处于抑郁痛苦之中 ,但是其思想并没有颓废倒退 ,他以“泽加于民”的实际行动 ,实践其“吏者民役”的吏治主张     

试论柳宗元诗歌之禅悦思想

柳宗元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其诗歌有其鲜明特点即禅悦思想,表现为明心见性的智慧心境,忧中有乐的生活意趣及忧愤难忘的心绪纠结.这与中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相符,同时也与诗人自幼崇佛,谪贬永州后精研佛法有关.诗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心境也决定了其创作中的禅悦风格.禅悦思想影响和决定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与艺术实现.     

柳宗元研究三辨

对柳宗元研究中的三点大事予以详辨: (1)搬入愚溪新居的时间不是元和五年,而是元和四年年底; (2)“妓”是“雷五之姨”的身份,元和五年初冬与柳宗元同居于愚溪新居; (3)和娘是柳宗元在长安的私生女,直到贬谪南荒带她同行时才父女相认,故“为父子晚”。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

本文试图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时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

咸平四年(1001)至景祐四年(1037)的30多年间,欧阳修是唯一一位较多地创作戏谑诗的诗人。受其影响,景祐四年前后,梅尧臣、石介、韩琦、祖无择、蔡襄等也开始了相关诗作的创作。欧阳修将戏谑之风逐渐渗透到其他题中无戏字的诗作中。嘉祐年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相互赠答,尤其是嘉祐二年礼部唱和,形成了自宋以来戏谑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众多文人关注与效仿,留下戏作的诗人成倍增加。作为一位充满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诗人,欧阳修的戏作并非偶一为之的消遣娱乐,也很少借题发挥的讥讽与抒愤,而是追求诗歌新变的积极尝试。     

论贾岛与唐末清苦诗风

作为诗风"尚怪"之唐王朝元和时代成就杰出的诗人之一,贾岛不但以他独特的清幽寂苦之艺术风格卓立于当日诗坛,而且对唐末清苦诗风极有影响.因此,本文拟对贾岛诗风的成因及其在唐末诗人中的影响作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柳宗元奇味论研究

柳宗元以“味”评论文章,形成了研究文学审美风格的奇味论。柳宗元的“奇味”是一种风格论,它是指文学的审美风格,是对文学审美风格的总体概括。柳宗元的奇味论倡导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主张新颖别致的创新性风格,反对险怪艰涩的风格。同时柳宗元的奇味论在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中最为崇尚壮丽的理想风格,背后寄寓着国家强盛的社会理想。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柳宗元“牢骚文”论略

“牢骚文”是指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用以发抒愤懑不平之情的文章。此类文章运最多的是书信、对话、游记、辞赋、寓言等文体。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展示真实的现实情状、塑造特立不群的主观自我、为当时和后世提供有益借鉴等方面。柳宗元大量创作“牢骚文”,是由其创作指导思想、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孤高的品性所决定的。     

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以陆游为例

南宋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是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陆游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禅入诗,在诗中表现出相同的意境;其二,相似的诗歌题材和艺术风格;其三,对柳宗元诗歌的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上述三个方面是中兴诗人接受柳宗元诗歌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