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谈"新轴心时代"

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同时也非常谨慎地对“新轴心期”作了一些预测。然而,现在国内外许多学者,往往未作严谨的论证便轻易宣布“新轴心时代”(或“第二个轴心时代”)已经到来,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今天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工作。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

近年来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存在八大方面的缺陷与空白:以狭隘的文化实用主义为研究目的,缺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做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严重遮蔽了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以圆满与完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缺乏对文化复杂性与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含糊使用“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缺乏对其进行比较与区别;以外国尤其西方现代性来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以社会现代性来理解审美现代性,缺乏对审美现代性之特殊性的体悟。     

新旧中原文化与中国轴心突破——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中国轴心突破研究是以对"轴心时代"(或"轴心期")和"哲学的突破"概念的接受为前提,对中国哲学开端进行的研究。新旧中原文化及其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构成诸子轴心突破的思想背景与突破对象。余英时的轴心突破研究跳过整个春秋时代和周初之后到春秋时代"天"观念的变化,直追殷商巫文化,时代上的巨大跳跃反映的是思想上的重大缺环。余英时的研究是为了印证和补充雅斯贝斯的观点,在这种研究中,中国成了注脚。     

论文化的先进性和我国文化建设的合理思路

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于文化的先进性 ,但是文化又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先进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而落后文化则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应该客观认识文化所蕴涵的先进性和价值。我国文化建设倡导的是发展先进文化 ,其合理思路是处理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主文化和亚文化、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关系     

轴心时代与先秦诸子语录

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先秦诸子思想,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本文尝试采用这一观点对大学语文中《先秦诸子语录》一课作出阐释。     

轴心时代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阐释框架

现代阐释学告诉人们,对一个事物或现象的阐释取决于研究者的视角。视角即方法。“轴心时代”既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思维的“建构”。在笔者看来,已有的研究,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故使得轴心时代这一遥远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始终没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为了将轴心时代研究推向深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新的科学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或方法,轴心时代现象有望一目了然。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性的时代开新与系统谋划

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质性加以锚定是阐明其创新性的基础,这一把握必然转换为对其与既有文明形态关联的考察。当然,这种思考与把握不能仅仅是对文明质料或思维层面的单一厘定,必须深入到现代文明的内在规定,即最为本质的现代性高度进行。在这一层面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实现的对现代文明的新探索,旨在开创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具体而言,这种开新实现了作为现代性具象的现代文明在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格局上的变革,以实现人民利益代替了论证存在合理化,崇尚劳动取代了资本至上,“五大文明”综合建构接替了器物层面单兵突进,合作共赢格局替换了零和博弈思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然要以中国现代性建构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展现出人类文明经由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其核心在于：突出“现代文明是人的文明”的价值理念,实现劳动驾驭资本的动力重塑,巩固“五大文明”整体协同的总体布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格局。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在近现代以来遭遇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国文化经历了四次文化整合,形成了文化主体的"空场"、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发展的无个性的特征。而造成这些文化特征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因此,面对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摆上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论文化的本质与文化的先进性

"先进文化"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文化"的内涵.一为"文化"的先进性的评判标准."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人化",它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体现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尽管人的活动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可是因为异化劳动使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使人处在异化状态,因而文化的先进性也即"先进文化的内涵",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多大程度地释放出人所本有的自由来.也即能多大程度地增进人的自由感与幸福感.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要求

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要求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本文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宗旨、工作、组织和作风6个方面来全面把握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时代要求,才能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代和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人文资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重视和利用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扬弃,而避免对之简单的继承或抛弃,这是塑造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     

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现代性的超越

在对待文化现代性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既超越了文化现代性构想又摆脱了文化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关系,由此提出了共产主义文化,并为共产主义文化提供了基础。     

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兼论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联姻与勾联

由启蒙(19世纪中期)带来的中国的现代性跋涉使“新”、“老”传统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奇特地联姻。这种奇特的联姻,既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路径又给现代化事业的前进设置了障碍。     

文化先进性与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

文化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可比较性以及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自信要基于文化的特殊性更要基于文化的先进性,先进性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是否承认文化的先进性是衡量是否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标准,判定文化先进性的根本尺度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总方向和总目标。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涵义有三个层次: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统一的要义乃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问题。后发现代性意味着中国性向普世性的现代性开放,后(期)现代性则意味着现代性向特殊的中国性汲取滋养,以创化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中国现代性建构,从中国性角度看,在文化的生活方式层面之指标序列上,主要要致力的是:非普世性的亲友社群与超越文化;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是非普世性解决的全球化与生态化问题。     

中国传播学创新的文化维度与现代性视野

由于传播学在学科体制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完善,使得中国传播学的创新成为一个巨大而艰巨的理论问题。文化维度和现代性视野是解决这一问题必不可少的两个参照物。本文阐释了从文化的维度对中国传播学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在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传播学的创新问题,正好与从文化维度出发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互补性视角。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

中国近代曾经发生过文化精神的转向 ,即对发展的动力性的追求 ,它是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条件和标志。这一历史性转变在哲学领域 ,曾经由不同的哲学派别 ,从自然界的客观法则、主客体交互作用、德性主体的确立和创造性等路向作了理论建构。现代社会需要自身的动力 ,现代动力式文明的弊病则需要批判。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巨大变革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与艰辛探索,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方式必然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又证明了不能简单地回归本土思想资源,必须立足于全球问题背景,以构造性的态度综合创新,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性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