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治理研究及其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大学治理机制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如何分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一直是教育政策制定时永恒的主题。中国大学的"行政化"治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视角对西方大学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为中国大学破除"行政化"治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教授治校并不是有效的大学治理模式;有效的大学治理要求大学内的不同利益群体控制不同类型的决策,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在决策时面临的激励和信息约束;与学院和专科学校相比较,综合性研究大学更趋向于民主治理。     

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民主治理中的议程回应性:范式重构与理论阐释

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环境中回应公民的需求与期望,已经成为当代民主治理的最大挑战。这意味着需要超越民主理论的社会中心论范式,将回应性的研究从责任—控制框架转移到强调国家自主性的能力—建构框架之中。在此框架中,民主治理的回应性是通过一个以政策议程为中心的双边进程而获得的:一方面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有效回应。两者之间的有效结合,造就了民主治理的回应能力,使不同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回应模式中得到有效解决。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是参与民主理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实践,是生态环境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重视公民环境享有权利与管理权力的双重赋予,主张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关系,以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公民的政治理性与公共精神。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实践需要以信息公开为基础引导公民监督评价,以渠道拓宽为保障畅通公民利益表达,以协商民主为核心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公民自主治理。     

在培育创新系统场中让民主运转起来——以杭州的治理探索为例

地方治理创新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在改变传统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展现了民主的理念,由此走上了民主治理的道路。民主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博弈的结果,显著的制度绩效强化了这种合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文化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创新系统场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实践证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推动民主治理是民主发展的切实道路,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试验"批判民主"、探索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根本方向,而培育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系统场则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     

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不决定"分析

在危机状态下,各国政府经常通过政策制定与执行来进行危机控制与管理.议程设置作为政策制定的第一个阶段,对政策的出台具有重大影响,而在此阶段经常出现的"不决定"或"不决策"现象,往往导致危机处理政策的延误.危机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程,成为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对于危机控制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     

治理视域下的犯罪控制

治理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相继失灵,社会权力主体日益多元化而提出的一种公共管理新理念,其基本意涵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合作管理公共事务。这一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控制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理应成为新时期我国控制犯罪的基本模式。当前,要有效地应对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我们还需要借鉴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推进犯罪控制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构建良性的刑事政策运行机制,培育信任互惠的现代社会资本,促成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合作,提高犯罪控制的绩效。     

以合法性为中心的公共决策原则体系构建

主体(权力)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抑或是结果不合法,三者任一都在根本上动摇决策有效性,进而阻碍通过决策有效分配社会公益这一公共治理目标之实现。故当前国家公共决策立法宜应严格遵循合法性考量,在恪守民主、科学和法治三原则的基本前提下,进一步将决策体系对于三原则之要求具体化为公众参与、政策协商、意见协调、专家意见法律处置、权力法定、正当程序和决策责任追究七项子原则,并围绕上述原则体系合理构建一个逻辑关系明确的决策程序体系。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政府决策理性及其对村民自治政策设计的影响

政府的决策理性最终趋向于实现经济与政治双重效用最大化。就村民自治政策而言,政府的决策理性主要从民主取向和治理取向这两个维度来设计村民自治政策的。但是,是民主取向为主还是治理取向为主,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是一个复杂难辨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政府试图通过推进乡村民主化进程来达到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根本目的。其取向是工具理性的,但过程却包含了价值理性的成分。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比较优势、潜在风险与调适机制——基于乡村治理的分析视角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是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革新尝试,通过政党向下嵌入、权力并轨运行、治理信息对称的方式,为乡村治理输送外源动力、提升运行绩效和实现利益共享,在总体上顺应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在政策设计上已达成基本共识,但也在实践运行中面临着民主空间受到挤压、权力规约难度加大、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等潜在风险。因此,深入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模式,要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抓手,从统合机制、规约机制、民主机制和吸纳机制上进行动态调适,促使这一权力结构优势转化为最优化乡村治理效能。     

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启示

协商民主改变了代议制民主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传统,重新强调公民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强调在社会政治层面加强公民与团体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强调通过追求和实现理解的交流来寻求合理的替代,并作出合法决策。从某种意义而言,协商民主理论似乎可以为公共治理应对困境提供一些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支持。     

协商民主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功能

精英决策体制中协商民主的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规模化、暴力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具有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其向着规模化、暴力性、与政府对抗的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以尊重公民参与权,以“权利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尚未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问责力度、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来促进协商民主政策范式的建立,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控制的公司法分析——公司治理视角下的思考

公司的法人人格性决定了公司权力的结构化、分散化行使的必然性,而公司控制正是公司权力在公司治理机构以及股东、董事、经理等之间分配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从而形成与不同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对应的不同公司控制结构。中国公司集中式的股权结构以及所有与经营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股东控制产生的根源,股东控制问题的解决相应地依赖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化调整以及公司治理权力的合理化分配,但这种调整和分配某种程度上并非公司法规范设计本身所能解决,而受到经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影响,设定和强化控制股东义务是权宜性的应对。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整体性治理研究

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和模式的创新是实现多民族地区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和维护多民族地区稳定的关键。多民族地区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着多元文化冲突,社区治理责任碎片化,社区治理政策碎片化,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区治理信息孤岛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建构一套整体性和容忍性文化制度;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制定整体性公共政策;整合基层治理权力,实现整体性治理模式;整合社区治理功能,施行整体性治理功能;整合社区治理责任,型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加强信息系统整合,打造整体性信息系统;坚持城乡一体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整合。     

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

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     

转型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治理

关注欧洲治理的转型使我们面临困惑,虽然各成员国主权与管理权力的转让日渐增加。但根据国家意愿来制定政策这一原则依然显示出无限的活力。在欧洲决策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天平似乎已向前者倾斜而对后者不利,但正是欧洲政体的特殊性质使得公共行为体得以继续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欧洲治理的转型,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所助益。这不是指政府不同层级或不同种类的利益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而是指治理实践的变化和对治理内涵的理解。     

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民主合作体制的建构——我国村庄治理模式的选择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村庄治理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局.通过对4种国家可能会选择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的民主合作体制主张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协作式平衡关系”,能够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做到很好的调适,既能满足国家基层政权对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也能促进农村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是一种在现实和未来都具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