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向校书再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兼论古籍流传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误区

从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之间关系来看,应以"类"的观念对待刘向校书前的诸子文献.将新出土的汉代中期以 前的简帛文献比附<汉书·艺文志>相关篇目、以线性的逻辑模式处理刘向之前或其同时代的互见文献,是目前古籍流传和学术史研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方法论误区.因此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问题上没有讨论余地,这种思路本身就不可取.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七略》性质辨正

《七略》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人多将其视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作,但就其成书过程及六分法的体系来看,称之为学术史似较为不妥。《七略》是在官藏书籍的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藏书目录是其原始功能;刘歆虽在其中尤其是《诸子略》中倾注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加入了一些考辨源流的文字,使之部分具有了学术史的功能,但仍不能完全撼动《七略》书籍目录的基本性质。《七略》是目录学与学术史双重标准的产物,但作为目录的功能更为明显,学术界对《七略》学术史的推崇有进一步界定和澄清的必要。     

《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

《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流传过程,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以及将来另编一部适合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古籍举要目录,都有一定的意义。     

两种视角看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

一、文献学视角四川大学的祝尚书先生继《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后,又推出其姊妹篇《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对宋代文学文献的历史遗存状况和现有的版本目录资源做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实在是厥功甚伟!这两部力作的出版,标志着宋代文学文献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的万曼先生所著《唐集叙录》,对唐代现存别集的版本源流做了全面清理。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一直期待着有同样的著作来董理宋代文学文献。如今有了祝先生这两部书,至少在文献的版本目录研究方面,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有了一比!…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研究的多维视角--评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

和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相比较,以考证为基础的文献研究是一门相对说来较为枯燥的学问。不过,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深沉细密的史料稽考与透辟犀利的宏观思辨,同样能给人以思想的震撼与审美的愉悦。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是学术向度的把握。《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一部文献研究的专著,明确宣示自己的研究目的:“通过对韩文流传的考察,揭示韩学在宋代传播与接受的状况,进而展现宋代韩学乃至宋学本身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卷首《内容提要》)全书除了把握目录、版本、校勘等文…     

清华简《书》类文献文本组合的三种形态

清华简《书》类文献是战国时期楚地《书》文本汇编。《书》在先秦时期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文本组合形态。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等三篇的编联是"以类相合"的"类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中、下三篇是"以人聚合"的"聚合型"组合形态;清华简《金縢》是"以事缀合"的"缀合型"组合形态,来源于三篇原始《书》类文献的重新缀合拼接。"以三为数"是以上三种文本组合形态的共同特征,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本组合的惯用之数。从"类合""聚合"到"缀合"的文本组合方式揭示了先秦古文献编辑整理的演进过程和客观规律,即通过对文本的重新整合实现其内涵的融会贯通、主题的凝练深化和寓意的提炼升华,这是先秦"立言"与"立德"观念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编《书》以"昭法式"的《书》教实践。清华简《书》类文献的三种文本组合形态反映出楚地《书》的编选者具有明确的政教主旨意识,并对战国以降的文本编辑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论《章草草诀歌》的作者问题——对“一段离奇章草案”的几点质疑

传世的《章草草诀歌》是经近代书商卓君庸装订成册后销售而流传的,当时的绝大多数鉴定大家认为是晚明人所书。20世纪30年代,于右任断定《章草草诀歌》是由近人王世镗的《增改草诀歌》改头换面而成。然笔者认为案件了结之后,依然存在用韵、名实、风格、版本诸方面的困惑,因此,"离奇章草案"远未了结。     

《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

一敦煌出土的文书中有许多珍贵的于阗史料。这些有关于阗的史料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于阗语写的各种文书。在整理和研究于阗语文书方面,贝利(H.W.Bailey)做了奠基的工作。德莱斯顿(M.J.Dresden)编有《于阗塞语写本草目》(1),我们以这份目录的部分内容为基础,编纂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于阗语写卷目录初稿》,将刊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另一部分是敦煌汉、藏文写本中有关于阗     

略论《历代名臣奏议》的历史价值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由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分六十四门、共三百五十卷,它是一部收集了上自商周,下迄宋元约二千余位历代名臣的奏议汇编。现就它的史料来源和文献价值,作一论述,考察其历史价值,以求教于方家。是书材料来源及其史料价值由于《历代名臣奏议》是历代名臣奏议的汇编,因此它的编纂也与当时著名的《永乐大典》有着类似的特点,即大致抄录前人的古籍,一般而言,史料价值不大。有关它的史料来源,大致可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商周至唐之前的奏议,大多抄录《尚书》、《春秋》、《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盐铁论》、《新语》、诸子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问题辨析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全面总结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影响至为深远。但关于这部广泛流传的著作本身的历史,迄今尚少有比较细致准确的研究。关于此书的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情形,既有学术文献的叙述颇不明朗。本文广泛稽考相关文献,对这部学术名著的早期历史进行梳理,深入讨论有关撰述、发表、成书等方面问题。     

夏虚诵古:早期《书》类文献之流播

唐叔虞就封之处为故唐尧和禹夏之虚,其地在晋南之翼城。出土及传世《夏书》篇章中,多见晋文化留痕,显示出早期《书》篇流传过程中的“夏虚诵古”特征。就《甘誓》而论,除了殷商之时已写定篇章,流传至春秋时晋国而被改移修饰外;亦有可能,今传《甘誓》为夏虚一直口传之篇章,至战国时始形诸文字,因为口传方式的不稳定性,使得传承者自动将其“六人”改为“六卿”,《甘誓》篇遂成今日面貌。相较而言,在改换之处上,《明鬼下》所引之篇具更多商周写定文本的痕迹。《厚父》篇属于《夏书》,观此篇亦可见出夏代口传文献之代代相传;其文体特征近同周初文献,则提醒我们此篇写定时间或在周初,抑或是经过周初之转写。《书》篇渊源甚早,且其流传同夏虚所在关系密切;《书》类文献的区域性传播,提醒我们早期可能存在一种《夏书》《商书》《周书》分编的文本形态。     

刘向校书之“杂”类研究

西汉时期古书还处于开放状态，因此，刘向校书常需对一书内部的篇章进行重新组织。“杂”在篇与章的分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各篇的分组，用以标识文献本身的重要程度，将拼凑的、诠释和补充性质的内容归入“杂”，以突出作者手著的完整之篇；作为各章的分组，主要在主题的层面进行区分，将有关士人个人修养的内容放入“杂”，以突出君道臣术。“杂”类的划分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书无定形的特殊文献状况，另一方面是受儒家重政教和明贵贱思想观念的影响。刘向校书最早以“杂”区分一书内容的高低主次，开启了后世书籍将边缘内容编为“杂”的做法。     

回鹘文文献研究的新成果——《俄罗斯藏回鹘语文献研究》介绍

日本回鹘语文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庄垣内正弘先生所撰《俄罗斯藏回鹘语文献研究》(ロシア所藏ゥィゥル语文献の研究,京都,2003)一书是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回鹘文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藏回鹘语文献研究》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回鹘文字表记汉文佛典与汉字音的再构拟。内容包括：第一章是对各文献的编号和文献内容的介绍,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是对回鹘文表记汉语佛教文献《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四分律比丘戒成本》、《礼忏文》的原语言对照转写,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回鹘文表记汉语音的再构拟及各文献的差异和汉字音的确认,第七章是对汉文《天地八阳神咒经》难字音注释及其回鹘文汉字音的研究,第八章研究了《千字文》片段及其回鹘文汉字音,最后部分是回鹘文字音目录和结束语。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出版发行

正朱玉麒教授的《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第18种,于2019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收录论文25篇,书序1篇,近50万字。由冯其庸先生题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作序。书中论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西域石刻文献、吐鲁番文书、清代西域文史以及西域研究学术史等几个领域内的思考与成果。代表作如《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对由汉迄清的西域碑刻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文书为中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序言本目录是和陆续刊行的下列目录一起做为一系列目的而编写的。从昭和32年(1957年)以来,依据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创立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代表者铃木俊氏)就主持了这些目录的刊行工作。它们是: (1)(为引用与介绍斯坦因文献及其研究文献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I》(池田温,菊池英夫编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1964)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I (2)《同上,古文书类Ⅱ》(土肥义和编 1966)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Ⅱ (3)(斯坦因携来,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道教之部)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Ⅲ》(吉冈义丰编 1969) 按本书原来之意图与以上三书无大差别,但是经年历月,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就产生了若干收录标准与方法上的不同。因此,须就这些不同之点加以补充。笔者从上述敦煌文献研究会开始对斯坦因文献进行影印整理和编写目录时起,即忝居末座,担任整理文学文献、集书、类书和有关的教育文献的工作。特别贯注精力于校订瞿理斯的《大英博物馆藏     

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

本文根据睡虎地秦简《日书》和秦汉文献史料，系统阐述了秦汉时代优胜劣汰、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其中包括秦汉社会对男女婚配体质、年龄谐调的重视；对授精受孕时间季节的选择；对胎养、胎教、幼育及新生婴儿的把握与抉择等。并揭示了秦汉社会的优生意识的时代价值特征。     

《隋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再考释——兼释“任昉、殷钧《四部目录》”

《隋书·经籍志序》"梁有五部目录"并非是指梁代有五种目录著作,而是指梁代有将书籍分为五个部类的目录著作;"五部目录"并不针对《隋志》簿录类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而言,而是针对《七录序》中的刘孝标"文德殿目录"与祖暅"术数书目录"而言——《隋志序》将此二者合并理解为一种目录,该目录也就成了"五部目录",其著作层面的指向则是《古今书最》所载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梁代并无"五部目录",将"文德殿目录"与"术数书目录"理解为一种目录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出于对《七录序》与《古今书最》的误读;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只有四部,并不包括祖暅《术数书目录》在内,也不是缺少了《术数书目录》的不全本,《隋志》将其著录为"四部"目录无误;《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与《隋志》著录的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不可等同;刘孝标《梁文德殿四部目录》或《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对阮孝绪《七录》的部类划分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