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民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而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了解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判断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首先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剖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利用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接着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人口红利角度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具体应对措施,以期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方向选择有所建树。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快速转变之后,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序结构,人口经济关系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从更长远的时期看,我国将迎来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的局面,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态,在这样的人口形态中如何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各国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随着其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美元至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出现。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越了这一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平,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     

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空心化趋势的风险及对策探究

无论学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是不是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易逆转和不可争辩的现实。本文假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减的情况下,对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开创一条中国式经济发展道路——发展乡镇企业深层次思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工业化。从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期,在经济发展就要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理论支配下,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普遍遵循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刘易斯模式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这一阶段中,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率高于农民收入率,农业剩余劳动开始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不断转移,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第二阶段为剩余劳动     

试探布哈林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954年,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刘易斯正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部门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教育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是传统产业转型、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大和垄断性下降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在增加劳动供给的同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作用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既是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又是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的结果;教育对工资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诱致劳动力提高对教育投资水平.     

“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析

"民工荒"现象引发学术界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古典刘易斯理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适用性。基于总量和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古典刘易斯理论所揭示的城乡部门工资增长模式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并不存在。相反,城乡两部门的工资增长趋势却与新古典理论模型的预测相一致,是一个持续和协调增加的过程。另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劳动力省际迁移是对期望收益和当地就业机会做出的反应,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已经取得重要进展。     

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即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为主要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为此,要调整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投资农业;要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分析——基于托达罗模型与刘易斯模型

我国在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比分析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发现,形成托达罗悖论的条件不一定满足,可见,以托达罗模型为依托的劳动力转移路径并不适合中国的现状,反而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曾经被托达罗模型所否定的刘易斯模型却极具有适应性。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劳动力转移路径依赖,因此,应该尝试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路径创新。诸如,加大农村的教育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消除资本歧视,消除阻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以及鼓励多种多样的劳动力转移方式,等等。     

舒尔茨、刘易斯与缪尔达尔农业经济思想述评

农业是发展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之一,本文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对舒尔茨、刘易斯与缪尔达尔三位发展经济学家的农业经济思想做了总体分析.刘易斯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以低廉的粮食和劳动力支持工业,缪尔达尔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首先需要发展农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农业部门,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在资源配置上是有效率的,通过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三位发展经济学家的农业经济思想各有侧重,观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乡镇企业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作出的伟大贡献。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勾勒了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刘易斯将国民经济分为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现代部门在生产中使用可再生性资本,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较高,能够产生经济剩余;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土地有限,而人D增长迅速,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是零或负数,从中转移出部分劳动力,不仅不会减少总产量反而会提高人均产出水平。经济发展过程就…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关理论评述

滞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已经造成严重的伪城市化,粮食安全与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直接威胁到中国现代化的持续。然而,农地制度改革由于维持派、折中派、激进派在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中国耕地是否逼近红线,农地社会保障能力的判断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被拖延。要解决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观点分歧,仅有逻辑推理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实证调查与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判断,为正确的农地制度改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OECD成员国的经验与启示

OECD成员国在创新方面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一系列保障劳动者社会经济权利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研发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保障。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经济发展遭遇刘易斯转折点,更需要从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健全政府的间接干预机制和加大就业扶持等方面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消费税主导效应拓展及其制度创新

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实践看,大多数国家消费税的主导效应系行为导向效应和行为抑制效应,其收入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相对弱化。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入刘易斯拐点,消费税法律制度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进行消费税法律制度创新,提高消费税的主导效应,增强其在税制结构中的地位,拓展消费税收入再分配效应。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研究

以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城市转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是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缺乏对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本文从当前中国农村的制度特点和外出务工存在风险的角度去考虑,利用期望收益、效用函数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对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分析,提出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当农产品价格、期望工资变化后对农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对劳动力流动中出现的现象和政策进行了分析.     

刘易斯本意上的转折点并没有来临

文章基于刘易斯原意,对其模型中的“二元”、“劳动力”、“无限”和“刘易斯转折点”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从传统部门仍存在剩余劳动力、私营企业利润率没有下降、转移到现代部门中的劳动者真实工资没有明显上升和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等方面论证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来临。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要客观看待,既要认识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未来应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匹配度、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式应对这一变迁。     

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纵深回顾

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同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货膨胀主要是投资扩张和经济周期引起的,而非工资水平变动。但是转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工资水平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将得到强化,调控物价水平的政策需做相应调整。建议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应对工资水平波动;抑制垄断利润,降低租费负担;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摩擦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效率,深化制度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