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批判

把现代文学以"现代性"的名义统一起来,这既体现出对"重写文学史"号召下的"现代性"焦虑,也体现出对文学多元性的认同,以及学界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对"现代性"的界定也呈现出各自为阵的局面。为此,重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作为“反方案”的反乌托邦文学

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瞩望、近代乌托邦文学的未来社会方案设计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和对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绝望与反叛。这种绝望与反叛并非对现代性价值理想以及"进步"观念的全然否定,而是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未来的筹划,是人们热切期盼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的另类形象表达。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现代性与近代性的多元对抗--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轨迹

本文认为新文学呈现出近代性与现代性多元互补的历史形态,是在近代性和现代性互反互动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学.其中以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为表征的近代性与以启蒙精神、审美非理性为核心的两种现代性,共同"在场"营构了新文学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缔造出曲折往复的发展态势及此消彼长的多重品格.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语境中的宗教文化建设与调适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云南民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资源丰富,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的保证。因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宗教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和宗教文化要自我调适,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重构新南方丝绸之路服务。     

城市化与"反城市主义"

“反城市主义”提出了一个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即城市人与城市区位的结合与互动问题。研究之,对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十分重要。     

城市化: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

城市和乡村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型以及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活动类型。就其实质而言 ,它们其实是两类不同的社会发展界域。城市化的核心内容 ,是在工业化基础上 ,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非农转变。科学完整地把握城市化的内涵 ,适时有效地推进城市化 ,是促进城乡社会良性互动、有效整合与协调发展的关键。     

“汉味”文学发展探究

历经20多年积淀的汉味文学,在叙写江汉往事中,寻求新的超越已势在必行。从文学发展自律性与创作主体互动角度看,开创汉味文学新气象,需要激发创意思维:汲取或转换文学与生活的灵气,以现代意识审视发展中的武汉社会,开掘富有地域文化与九头鸟风情的汉味底蕴;按照汉味特色的对象性限定,从深度和广度探究汉味文学穿越时空的厚重感、客观性和现实意义。     

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近年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有不同的几种倾向,一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二是文学的文化批评,三是社会文化语境里的文学文本研究。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时代,文学自身特性的探讨亦引人关注,于是有对"纯文学"的讨论,对"文学性"问题的回顾,对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视阈。其焦点是文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世俗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已成为后现代语境里的一项未竟的事业,面对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与网络文学对传统的文学感知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文学研究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伟大文学传统外,是否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互文性理论获得一种非文学的另类思路?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城市化背景下古建筑改造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怀旧

现代性语境下历史建筑改建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形态。历史建筑作为遗产保护存在两难境地:历史建筑改建既需要契合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发展诉求,又需要保留历史建筑原貌所赋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在消费主义和资本权力驱使下,大城市中历史建筑的改建面临经济和政绩驱动的命运。城市景观化过程中人们的怀旧情结: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忽略城市化存在的社会矛盾与对立,转而直面生活本身;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国家、资本、精英及市民间的权力互动结构。在城市化古建筑改造过程中,在增添新型城市景观的同时,必须坚守每座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和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