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秦朝专制官僚政体的确立和政府机构的设置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鉴于六国吏治之腐败和因权力分散而导致的中央政府之无能,对国家吏治即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集统治大权于皇帝一身。皇帝之称自秦始。皇帝之下设中央政府,辖行政、军事、监察、宫职四大系统,地方则设郡、县。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便是官僚制与郡县制的紧密结合。秦的这一高度集权同时又层层约束的官僚政府体制,使地方集权于郡县,郡县集权于中央,中央的将相百官听命于皇帝,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组织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相对于六国诸侯分权、贵族执政、任人唯亲的管理体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体制在治理国家上是有效的,因而是一大进步。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财政集权与分权优劣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政体制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就是一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重要体现。财政集权与分权各有优缺点,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财政分权体制。笔者在对分权与集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一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文章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激励与保障性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行为偏好决定了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水平。在现行财政体制和激励模式下,保障性住房的提供不能有效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的竞争力,使得地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通过构建包含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的理论推导模型,在选取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滞后效应,土地财政仍是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改变都正向调节了土地财政对保障性住房供给的负向影响,但该作用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认为地方政府财事权相匹配及在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中加入保障性住房供给考察因素有利于推进住房体系建设。     

战后日本教育行政法治化探析

二战后,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式教育行政体制的否定与反思,日本开始探寻契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教育行政体制。在教育政策法律的引导下,日本不断推行教育行政改革,围绕"集权—分权、统合—分立"两个轴心,先后形成分权—分立型、集权—分立型、集权—统合型、分权—统合型教育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合作管理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四川省138个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分析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础上,采用四川省县级数据对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尽管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但由于地方政府官员自身利益需求,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财政资源用于经济领域而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了中国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在县级层面变现更为突出。因此,政府应该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既考虑财政的均等性同时也要注重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通过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及建立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改变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以保证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财政分权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构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从理论视角阐述由于中央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效率损失,实行地方财政分权比中央统筹统分的财政集权更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模型结论,指出实行财政分权可以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分权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施效果存在显著地区差异。通过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人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市场环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而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俄罗斯制度转型中财政分权问题研究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配置职能,中央政府执行稳定经济和分配职能。这一理论对于转型经济体的适用性是值得商榷的。从俄罗斯制度转型、财政调整、财政分权三者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宏观稳定和分配方面职能加强。地方政府收入支出不匹配,财政赤字增加,既为地方政府非法获取财政收入创造了激励,又恶化了财政状况,扭曲公共品及服务的配置效率,造成区域间财政不平衡和福利差异,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是审视财政分权管理,建立清晰、透明的预算联邦体系,这依赖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质量和政府效率的提高。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土地财政形成机理研究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容易形成土地财政;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时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较强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会形成土地财政;同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本文的建议是：（1）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2）加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处罚力度;（3）改革传统干部GDP考核制度。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