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

无罪推定作为我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无罪推定中所明确的证明责任,是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告方也要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与无罪推定并不矛盾。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重构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应当以实体构成为依托,促使证明活动成为庭审的本质和核心,并成为证据裁判的补充.诉讼总是有风险的,证明责任就是诉讼中的一种风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只有建构(检察官)争点形成责任-(被告)疑点形成责任-(检察官)疑点排除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能合理分配诉讼中的风险.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和疑点排除责任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争点和疑点的不同内容也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责任倒置问题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是对“谁主张,谁证明”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重要补充和修正,虽然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分配原则体现了基本的公正观念,但是,对有的特殊情况如果仍然固守这一传统分配原则,让主张者对一些其不能举证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不仅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也将影响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因此,证明责任倒置理论从证据的距离、为被告人所独知、公平的角度考虑,确立被告人对部分特殊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发现事实真相的目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安全、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适当确立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将部分事实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方承担,因此,在使用时,必须慎重,否则容易加重被告人证明责任,陷入有罪推定的不利局面。     

证明责任分配法理分析

法系特征、司法制度背景的差异,看问题的广度、深度及角度的不同,导致了证明责任分配学说林立.虽然各种学说互相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法理基础,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合理、科学、理性的途径分配证明责任,以便使案件争议事实尽快地查清,使案件得到快速、高效、公平、正当和合理的解决.因此,在确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时,应当充分体现发现真实真相、实现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法理基础.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环境侵权行为有别于一般侵权行为.我国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应该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受害人主要应承担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和两者之间存在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加害人主要应承担因果关系以及免责事由方面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被控方证明责任问题思考

在公诉案件中,被控方原则上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因某些特殊原因法律要求被控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其范围是:运用证明倒置的情况下、运用证明责任转移的情况下、无罪辩护的积极事实主张、影响量刑的情节的事实主张、推定适用的情况下,等等。被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内容是行为责任,不包括结果责任,证明的对象是案件中的部分事实。控被方只要履行了“说明”责任,达到了说明的要求即可解除证明责任。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处于天然的核心地位 ,而证明责任则是民事诉讼制度中核心中的核心。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裁判某个事实的真伪不明时 ,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通过对证明责任的含义、法律性质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阐述 ,旨在说明完善我国证明责任的立法之必要。     

刑事证明责任性质探讨

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目前在我国分歧非常大.笔者在对各个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产生分歧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然后从不同角度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了证明责任的性质应当是不利后果的一种风险负担的结论.     

刑事证明责任性质探讨

关于证明责任性质的认识目前在我国分歧非常大。笔者在对各个学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对产生分歧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 ,然后从不同角度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了阐述 ,最后得出了证明责任的性质应当是不利后果的一种风险负担的结论。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中国之我见

作为“民事诉讼脊梁”的证明责任分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甚而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世纪猜想”。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渐进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是司法改革的焦点所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缺乏明确肯定之规定 ,致其陷于混乱的困境。立法滞后 ,证明责任分配权滥用 ,既有违立法初衷 ,又游离了法制轨道。有鉴于此 ,本文就证明责任分配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以求鉴于贤明。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责任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负担是刑事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由于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及犯罪本身的复杂性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司法证明的需要 ,或基于诉讼效率及诉讼经济的考虑 ,在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规则之外 ,还存在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情况。被告的举证责任不是证明其有罪或无罪的责任 ,而是证明其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的责任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明责任规范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

证明责任规范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其准据法的确定,因具体规范的性质不同而根据冲突法规则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保护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易,减少因不同法域的法律不同而给当事人权益造成的不确定性,证明责任规范的准据法适用应与实体法律关系联系起来,结合冲突法规范的其他制度进行综合考量,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     

"邻人诉讼"事件与日本人法意识研究流变

中国的许多学者在探讨法律意识问题时经常引用日本法学理论界关于法律意识研究成果来辅证其观点。其原因是,日本的法学理论界从60年代开始围绕其国民落后的法律意识展开过激烈争论,其中许多观点对我国的法学思维以及具体的司法制度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引用这些日本学者观点的时候,对其理论的背景和学术发展的演变关心甚少,甚至对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某些观点的批判或反思置之不理。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1983年轰动日本社会的邻人诉讼事件为切入点,介绍邻人诉讼事件后日本法学理论界对日本人落后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反思,和对川岛武宜以及大木雅夫的一些基本观点的批判,梳理并分析日本法学理论界就日本人法律意识问题研究的流变,使我们对日本的法律意识问题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了解。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行为的界定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进入修改的议程,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所以行政行为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必须在该法律里面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防止实务中对行政行为的错误理解的目的。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权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要从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拓展原告资格;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制受案范围;对诉讼费用采用无偿主义原则;诉权由公众享有。     

民事判决中证明责任的应用

证明责任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内容,又是决定诉讼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从正确认识证明责任的含义入手,结合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对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尤其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自由裁量问题进行了论述。     

论法官在民商事案件证明责任分配中的自由裁量权

充分、有效地与当事人沟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从而正确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促进司法公正。结合审判实际讨论了法官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坚持一定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形,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证明责任分配等问题,如在没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形下,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证明责任分配时应遵守诚实信用、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经验惯例、综合平衡等原则。在双方地位不平等,可能导致显示公平的情形下,法官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根据相关原则进行具体证明责任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