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村庄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鄂A村与S村的比较分析

在总结前人对于村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A村与S村的具体情况,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资源的分配、村庄公共秩序四个维度对A村及S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相同的村庄类型,相同的政治生态的情况下,两个相邻村的治理绩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继而总结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乡村沟通网络的发育程度、村干部自身素质的及其凝聚力是影响村庄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村落家族文化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落家族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家族文化对于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乡村,在凝聚民心和保持社区稳定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正确的对策.     

儒学教育对壮族村落文化的影响——以云南省马关县马洒村为例

随着儒学教育在马洒壮族村落社会的确立,壮族人进行续族谱、立牌位、建宗祠等文化创建活动。在伦理观念方面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但是壮族传统文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接纳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形成两种文化融合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洒村形成了重视教育,鼓励晚辈积极向学的传统。     

论村落文化与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村落文化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和现实基础,它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具有双重作用。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我们要重视村落文化的作用,以先进的文化引导村落文化,提高农民现代文明素质,从而促进乡风文明发展。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村级两委冲突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

村级两委关系是大学生村官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本文着重研究村级两委冲突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同时对大学生村官个体差异变量的控制,把大学生村官当成一个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两委冲突的前中期阶段对大学生村官在思想品质、工作能力和身心健康等三方面的破坏性影响大于其建设性影响,但在两委冲突的后期阶段,效果却相反。     

论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以新平县南碱村调查研究为例

在云南的许多村寨保存着较丰富而完整的民族文化 ,拥有较优良的生态环境 ,并形成其独特的经济、生态、文化的耦合方式。选择一些村寨作为示范点 ,养护、挖掘民族文化 ,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南碱村的规划和实践对此提出了一个案例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

文章以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为个案,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村民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鱼木寨墓碑石刻的审美特征

鱼木寨墓碑型制多样,雕刻内容丰富,其营造观念、表现手法都突出了营造的目的和审美功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其墓葬习俗包涵了土家人诸多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