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案违法性的程序性自律

刑讯逼供案具有程序复合性、主题身份双重性特点。事前预防、事中吓阻、事后救济三条路径有机结合从程序法角度遏制刑讯逼供。在遏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四类问题即如何利用程序辩护权？应否追究诬告者、错告者的法律责任？如何选择证据规则？二审法院的程序制裁如何？结合四类问题提出五项程序救济举措。将如何从程序法角度给刑讯逼供案件的被害人以最有效的法律救助作为论文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困境分析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行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刑讯逼供带来了新的希望,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审理、法官的庭外调查以及二审的救济机制四个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中面临的难题。     

论侦查监督的程序保障

侦查权的积极主动性特征决定对侦查权的行使必须进行有效制约,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监督机制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从而显得监督力度不够,不能有效防止侦查阶段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公民合法人身权利现象的发生。因此,我国的侦查监督有必要从程序的角度加以完善,这包括对强制性侦查行为实行事前的审查批准、建立起有效的权利救济与人身保护制度、明确非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     

刑讯逼供的法经济学思考

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然而,法律条文不等于司法事实,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在当今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各种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报道屡见报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法人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去触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有效遏制这一现象?文章试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和对策.     

论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考察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史着手，结合行政法学发展史，提出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从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看，基本趋势是通过法律条文表达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也应当如此。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我们认为应当是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开原则和程序公平原则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     

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对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市民社会一般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思想根源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弘扬市场经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模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通过行政实体法已难以遏制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于是通过行政程序法,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沟通"互动角度定位和规范行政程序法.这样,行政程序法就能提供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遵守的程序,以防止行政恣意对市民社会的专横干预.基于我国市民社会现状的基础,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生长的市民社会基础,需从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建构以及理性公民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入手.     

刑讯逼供与沉默权之探讨

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预防和遏制刑讯逼供。在立法实践当中应确认沉默权，从制度上杜绝刑讯逼供。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略论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问题的遏制

与我国历来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制传统相对应,在我国现阶段刑事侦察程序中程序性违法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但侵害了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权利,而且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为了维护刑事侦查阶段的程序正义,我国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从完善法制的角度来遏制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转变观念: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考

刑讯逼供不仅严重危害当事人的权利,而且有损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形象.国家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中直接针对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进行了制度的构建,试图消除刑讯逼供在司法实务中的存在,但效果不佳.在《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文章从思想意识和观念的转变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即改变传统文化中重公权轻私权的观念,培养公民的人权保障理念,落实国家对公民个体权利保障的制度；培养“法治国家”的意识；消除法律工具论的观念,培植法律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培养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     

我国《行政程序法》如何定位

行政程序的重要价值已得到了学界和实践部门的公认 ,制定和出台行政程序法业已成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必然选择 ,人们试图将行政程序法设计成行政权运行中法治和人治的屏障和界碑 ,对其寄予厚望。然而 ,要使行政程序法不辱使命 ,就必须对行政程序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理论论证 ,其中 ,行政程序法在我国该如何定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定位包括六个热点问题 ,即《行政程序法》的程序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公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权力规范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内外行政程序问题以及《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司法程序问题 ,本文针对上述六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推定对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证明意义

刑法中有关犯罪主观方面"明知"的规定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表现,但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却出现了证明上的困难,一方面导致刑法的惩戒功能无法发挥而放纵犯罪,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程序法上刑讯逼供等侵权行为的发生,并且暴露出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日益脱节的现状。对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理论进行挖掘,结合国外立法实践,通过程序法寻求推定的技术性手段来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难题,对于长期困扰公诉机关主观方面"明知"证明困难的解决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     

论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犯罪论体系

刑事诉讼是根据犯罪论体系的指导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的过程.因此,犯罪论体系与刑事诉讼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犯罪论体系除了具有实体法性质外,还代表着刑事诉讼中犯罪认定活动的先后顺序和方式、方法.通过比较德日、英美、中国三种犯罪论体系的程序性特征,分析不同犯罪论体系蕴含的犯罪认定思维模式的不同,从而展现犯罪论体系对刑事诉讼的影响.这种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分析,对加深刑事诉讼程序设计实体法环境的认识以及对犯罪论体系建构中的程序法思考都具有启发意义.     

论非法口供的认定与排除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从证据学角度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存在着缺陷,应在借鉴相关作法和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从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角度提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浅析私力救济

本文从民法的角度论述救济理论中的私力救济,主要对私力救济的概念做了界定,概括了它的构成要件,阐述了私力救济的两种主要方式,认为私力救济的法律意义主要是正义和效率,建议在我国的民法中建立健全完备的私力救济制度.     

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发展、现状及评估——兼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颁行

中国学者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集中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对行政程序法的理念研究,主要集中于目标模式和功能模式两大问题。目标模式涉及到行政程序的效率、公平及其权衡等问题,功能模式则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的关系问题。对行政程序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程序原则、规则设计。文章认为：如何将理念和制度研究与中国行政过程的现实以及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将是中国行政程序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挑战。在当前,打通理念、制度与实践的最佳路径,应是鼓励地方进行行政程序立法实践,并尽快启动国家层面上《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的失范与完善

国家行使土地征用权的机会结构是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土地征用权正当合理的行使,不仅需要在实体法上进行规制,更需要完善程序法来实现进一步控制。在土地征用启动环节中建立公告程序、公共利益认定程序,明晰土地征用补偿纠纷救济程序,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可接受性,避免征地过程中的抗争行为。     

论税收民生与中国的税法转型

税收是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物质保障,不合理的高税收会降低民生发展水平,异化的"税收"则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危害民生,税收分配不公影响部分群体民生改善.如何尽可能发挥税收促进民生发展的功能,克服税收不公对民生的消极影响?关键是要实行以民生为价值取向的税法转型.这一转型将表现出若干趋势:一是更新税法理念,要从国家本位转变为以人为本;二是税法私法化,要重视和凸现税法这一传统公法所蕴含的私法价值,重塑征税权力--纳税权利之关系;三是税法社会化,要注重税法的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四是要彰显税收程序法的价值,税收程序正义除了要求以正当程序对征税权予以控制以外,还必然要求为纳税人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国外行政公开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一些国家通过行政程序法或行政公开制度立法对本国行政公开制度法律化,明确规定了行政公开的目的、内容、限制、方式、程序、救济等,这无疑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和行政公开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