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怨”:社会转型前后的平民话语与政治期待——从民谣传播特征看中国当代民谣的平民立场与诗学价值

歌谣是我国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民间歌谣,更具有形式活泼、内涵丰富和感染力深厚的特点,其以独特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当代民谣是社会转型时期平民百姓对世风人心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民间评价与政治表达。与传统民歌民谣相比,当代民谣所蕴含的审美的诗体形式、通俗鲜活的大众话语、干预现实的政治期待都显得比较成熟、完美,值得当代人文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     

大众文化语境与文学的感性化写作

文学的感性化写作是大众文化的唯物形式,是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衰落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衍生物.感性化写作的产生可以从大众社会话语权力表达的需要、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学自身发展的辨证法以及读者的娱性诉求等方面加以说明.感性化写作的特征表现在悲观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爬行主义的媚俗倾向、自然主义的粗鄙趣味以及蒙昧主义的宗教蛊惑等方面.感性化写作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解救之路是恢复文学与哲学的自然关系,培植文学的形而上意味,重建文学的人文理性精神.     

文学研究:学术生态与职业精神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思考学术何为、学者何为等学术精神生态问题,已经日益迫切而无法回避了.在大师之后的历史境况中,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极为重要.在当代创新话语中,创新之路在于将创新与生命多样性紧密结合.意识形态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语境,文学研究不是脱离政治,而是去思考政治语境中的文学研究何为问题.学术声誉是文学研究学术生态的思想氛围,对学术发展和学者精神提升具有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文学研究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国际化处境和确立本国文化立场的紧迫性.文学研究者具有多重身份,作为科研人员、文学教师、人文知识分子和本国文化代言者,在维护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态上,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职业精神将是决定性的.     

近年来国内对外政治话语研究的议题回顾与前景展望

对外政治话语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担负着向世界表达国家政治诉求、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背景下,国内关于对外政治话语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研究议题集中体现在对外政治话语传播、国际话语权挑战及应对策略、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对外关系话语、中国政治话语境外效应等方面.依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升对外政治话语的研究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研究范式的惯性思维;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并整合话语资源以推进话语理论创新;拓展研究视域,尤其要加强对他者政治话语及其与自我的比较研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参照,构建文明互通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媒体权力和文学的关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提出了话语不只是针对对象,而且话语涉及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涉及话语的权力关系。当我们考察文学时,文学和它所发表的途径有密切关系,即途径不只是意义表达的通道,媒介也在行使相关权力。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出了媒体权力的问题以及媒体权力视角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其次,对媒体权力进行了分层的分析;其三,分析了媒体权力作为文学研究视角的具体的意义。媒体权力作为一种对所传播信息的制衡,应该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中。     

中国文学的民间阅读与批评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如果忽略了来自民间或底层的声音,对于提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非常不利的。通过现存的族谱、民间故事等资料,可以发现许多身处民间的普通人士关于中国古代作家及作品的评论或点评,其中不乏真知与灼见。这些出自民间的自发的文学点评,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阅读与传播过程,全面认识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当然,由于这些资料本身具有比较突出的零散性、自发性等特点,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整理和辨析。     

新媒介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文化形态分析

新媒介文学的繁荣发展推动了文学产业化的进程,激发了民间书写的巨大热情,满足了各种层次的文学需求,重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但由于对市场效益的内在诉求,新媒介文学也同样面临审美性的缺失、优秀文学传统的承续断裂、自我认同的价值错位等诸多困境。新媒介文学生产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仅是当代文化生态格局症候式的表达,同时,也为这个时代文化形态的健康重构提供了多元开放的可能。我们应该摒弃封闭的批评框架,把新媒介文学放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正确理解新媒介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结构变迁的积极意义。     

怎样理解功利性在文学审美性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形式主义审美理论的弊端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从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出发,着力探讨文学的本性及其自身规律,形成多种形态的理论建构.这其间,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从康德有关审美"非利害性"的论述出发,建构出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提出"回到文学本身"的口号.在他们的话语中,"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作品本身"就是"回到语言本身".作品的语言、结构、手法等形式因素被当作文学的本体,被称之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其代表性人物说:"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因此,全书整个是谈文学形式变化的问题".而形式主义审美理论所说的"文学形式","具体说来就是'语言形式'.这是他们的基本文学观,也是他们解读和阐释文学的出发点".     

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权力化语言

当代中国批评界对权力/话语关系的阐发实际上完成了"由微转宏"的转换,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政治权力与语言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政治权力造成了文学话语的暴力性,也形成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话语逻辑。当然,反抗性话语也始终存在,并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特殊的修辞。五四白话的推行是现代知识分子反抗政治强权话语的最显赫的成果,对这一历史运动冠以"文化霸权"的批评不仅严重脱离事实,而且本身也是对话语/权力概念的最大的误读。     

跨媒体传播背景下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策略

跨媒体传播环境已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生态,据此当代贵州文学要打破"纯文学"的思维定势,以"泛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转换当代贵州文学话语系统及其文本的存在样态,即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以便促使其在传播领域中实现参与文化建设的功能。文学改编过程中,要坚持打造"贵州印象"的指导思想,文本二度生产要突出贵州符号的文化象征价值,对经典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作影视化改编,对贵州散文诗作声像化改编。在跨媒体传播时代,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对推动当代贵州文学发展、文化繁荣、形塑贵州新形象、凝聚"新贵州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     

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

用表征理论省察、考量赵树理文学,会发现赵树理文学也存在着表征危机,具体表现为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的文学性描写远胜于其"主要人物"如小二黑、小芹、艾艾等,而这些人物又是他所着力否定的。其主观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反。造成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谱系、话语范型支持,同时也与他对民间"小传统"中的诗意存在的回避、拒绝、否定有关。结果:一、造成对民间小传统的"暴力改写"和严重的妖魔化;二、使非文学的政治理性不断在文学土地上强势"殖民",导致文学越来越可能趋向被政治简单改写的危机。     

《讲话》之变:传播学范畴中的文学转型

传播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文学作品社会属性和"审美现实"的关键环节.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围绕文艺为什么传播、对谁传播以及如何传播等问题展开论述.政权的保障使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征询"成为强制性力量,作家必须自觉接受<讲话>的指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表达"政治议程"设定的主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启蒙".宣传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区和十七年文学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为政治服务"的传播目的、广大读者低下的文化水平和特殊的社会心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传播环境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创作模式雷同化的特点,具有工业社会"文化快餐"的典型症候.     

大众文化语境与文学的感性化写作

文学的感性化写作是大众文化的唯物形式,是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衰落和大众文化兴起的衍生物。感性化写作的产生可以从大众社会话语权力表达的需要、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学自身发展的辨证法以及读者的娱性诉求等方面加以说明。感性化写作的特征表现在悲观主义的世纪末情绪、爬行主义的媚俗倾向、自然主义的粗鄙趣味以及蒙昧主义的宗教蛊惑等方面。感性化写作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解救之路是恢复文学与哲学的自然关系,培植文学的形而上意味,重建文学的人文理性精神。     

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本文讨论了古典时代中央集权权力合法入侵到文学领域中的运作规则。作者认为 ,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 ,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某种话语条件 ,因此 ,主流文学与政治权力乃是一种同谋关系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