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奔吴与先吴史事试探——从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图象文字推论周代吴国前期情况

吴国前期,即吴太伯至吴王阖闾前后一段历史,可以说是“文献无征”。只有《史记·吴太伯世家》开始有一点记载,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吴太伯传》稍详。此外如《春秋左氏传》、《国语·吴语》以及《越绝书》等仅写吴王阖闾、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践间的斗争事实,而无先吴史事。 本世纪五十年代,我来到福建师范学院。偶与福建文管会秘书韩阅书同志谈福建省文物普查的情况。说到在福建华安县汰内乡汰溪仙字潭上有一段摩崖石刻,像画又像字,历来认为是仙人的笔迹,故称仙篆,地名取为仙字潭。《漳州府志》记载说此刻石韩愈曾看过,韩文公翻译说是:“诏还视文鲤鱼天公卑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不知何据?也不知何意?直至1935年,广东     

“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

“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孙景坛五霸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常识，但五霸究指哪五人，自古及今两千年来史学界一直众说纷坛，说法有十几种，人头多达十五个。现在史学界的说法仍有两种：一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另一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而《...     

吴、越霸业考实

吴、越霸业考实董楚平关于“春秋五霸”，现在都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似乎已成常识。但是，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五霸”这个概念，始于东周。当时，“五霸”或称“五伯”。“伯”是本字，“霸”是借字。《左传》成公二年《疏》云：“伯者，长也...     

“吴王壹成”当是“吴王殪死”

《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论威》讲到专诸“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高诱的注说:“专诸一举而成阖闾为王,故曰吴王一成。成谓专诸能成吴王也。”杨树达氏提出不同看法,他以为文中所谓吴王,不应是阖闾,而是吴王僚。“吴王壹成”即是在专诸举剑之下,吴王僚被击而死。他从字义上作了解释,以为“成”当读”朾”。他以《说文·木部》“朾,撞也”为证,说“一成”犹云“一击”。(见杨树达     

吴越国家关系与分界的演变及对后世影响

春秋后期,吴、越国家关系演变导致吴、越分界处的演变.阖闾伐越前的两国边界为檇李(今嘉兴)一线;夫差伐越时将两国边界推进到钱塘江边;其后,因勾践采取韬晦之策,吴王夫差不断封还越人土地,以致勾践伐吴前吴、越两国边界又恢复至檇李一线.秦统一中国后,在原属春秋时的吴、越之地建会稽郡.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从会稽郡中析出吴郡.二郡以夫差伐越时的战时边界--钱塘江为界."吴郡"存在350多年,对这一地区的吴、越文化的交融,产生重大影响.     

申包胥复楚留侯报韩厥功不殊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试论之

论者谓伍员之覆楚包胥之复楚。皆於子臣之道有未尽善。(?)以为两人之所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不可以不分辨也。夫子胥之欲覆楚。以其父奢无罪而见杀於平王。故挟弓持矢。去楚奔吴以伐楚之利干吴王僚。不幸为公子光所阻。公子光立。是为阖闾。阖闾欲为兴师。而复(?)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逮楚衅而后动。及楚为沈故围蔡。子胥为吴行人以谋楚。入郢之役。子胥虽为父复(?)。而吴固正正之旗。堂堂之鼓。实非为子胥兴师也。且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在奢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於吴。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谗侒。以成父奢之志。而存楚之社稷。豈肯以复楚之名让之包胥哉。乃不意吴师骤胜而骄。秦人起於     

《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解析——兼及吴地文化的历代叠加与层累

<左传·定公六年>突兀提及了一个历史人物"吴大子终累".后,其人在<左传>中再无记载,亦无补记.后世诸多文献,如西汉时的<史记>、东汉时的<吴越春秋>、西晋时的<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吴地记>、南宋的<吴郡志>、元代的<吴越春秋音注>、明代<东周列国志>、清代<曲园杂纂>等,都对这一历史人物与吴王阖庐(阖闾)、夫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解析.在梳理与之有关的学术论述后,着重指出:吴地这一历史人物引发历代不绝如缕的评述、争论,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其背后,展现的是吴地学术的涓滴成水.同时,它也清晰地构成现代苏州经济生活中某些产业(如旅游等)的丰厚人文基础.     

卧薪尝胆 由弱变强

春秋战国之际,吴王、阖闾灭了越国,越王句践当了吴王的俘虏。句践当俘虏期间备受凌辱与苦楚。他获释回到越国之后,决心振兴国家以报亡国之仇,“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他不仅尝胆汁之苦味以激励自己,而且“身自耕作,夫人自役,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很早,吴国的伍员就预见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越国用十年生民聚财,再用十年     

屈原职业考

屈原的职业是什么?笔者认为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根据如下: 一、“三闾大夫”考王逸《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何谓“三闾”?闻一多《天问疏证》“环闾穿社”注云:《管子·轻重戊篇》:“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案析言之,社、闾有土木之分;混言之,闾即社。《史记·封禅     

“窃钩者诛”新解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成玄英疏:“钩者,腰带钩也。”恐非是。后人据此误以为:钩,极言其贱;国,极言其贵。窃小者反诛,窃大者反侯;益误。钩在此实指南方贵重之宝刀,《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钩”即“吴钩”,与“莫邪”同为宝刀之名。徐锴《说文系传》引:“晏婴曰:‘曲兵将钩之,吴钩也。’”《汉名臣奏》:“近臣侍侧,不得著钧。”《东观汉记》:“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可见,“钩”为高级官员所佩宝刀,君王因其贵重,故用作赐品。且战国时虽严刑峻法,未闻有因窃衣带钩而诛者。《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用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其《法经·杂篇》:“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而《胠箧》“窃钩”上正有:“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窃“符玺”当诛,窃“钩”亦当诛,可见“钩”与“符玺”同为宝物,“窃钩”在当时已构成重大刑事盗窃案,其诛宜矣。     

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

春秋五伯都有一套集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齐桓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是安民、尊王、亲邻与攘夷。军事战略是先代戎狄，后抑强楚。晋文公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尊王、利民、讲信、修礼、正官。军事与外交战略是联合齐、秦，侵曹伐卫，调动楚军北上而击之。楚庄王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战略是柔服中小国家，协调君民关系，发展综合国力，选拔亲、故人才。军事战略是加强军队建设，征代中问国家，团结齐、秦，克庸击晋。吴王阖间的政治、经济战略是任贤亲民，施恩行惠。军事外交战略是治兵奋、结晋、鲁，东并大越，西击强楚。越王勾践的政治战略是对内尊贤礼士，对外惑乱吴国。经济战略是奖励生产，蕃衍人口。军事与外交战略是遮掩军实，结齐、亲楚、附晋以制吴。     

由“句吴”说到干国的历史与族属

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吴王阖庐身世考辨

吴王阖庐(即吴公子光)究竟为谁人所生?史籍记载颇不一致,大抵可分两说:一以为公子光为夷昧之子,一则以光父乃为诸樊,二说各有依据,颇有参差,本文即试就先秦文献所载、两汉经师以至清儒及现今海峡两岸学界之见解,对吴王阖庐之身世作一探讨。     

“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释

近读史书,发现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纵横家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时说到:“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战国策·秦一》)。“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我认为用现代白话文表示,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何以见得?首先“政治”一词《辞海》释为“统治国家一切行为之总称,即国家权力活动也”(中华书局版第601页);列宁概括为“政治=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克     

《天问》“勋阖梦生”句新解

屈原《天问》结尾处的几句话写到吴王闔闾的生平,包含着春秋时期一段佚史;由于旧注作祟,近人研究又不深入,弄得支离破碎而又混乱: 勋阁梦生,少离散亡; 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荆、勋作师,夫何长〔先〕? 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 主要问题出在“勋”上。一般注解都把它说成“功勋”,先入为主,望文生义,弄得索解为难。只有〔清〕孙诒让《札移》提出“荆勋”之“勋”应读为“阍”:     

一代霸主艰辛的童年——《天问》中反映的楚庄王事迹发微

<正> 《天问》中“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四句在诗的最后一部分即问楚国历史的部分,从史实、名字、谥号等方面考证,乃是问楚庄王之事。王逸误解为吴王阖庐之事,古     

吴国国名的文化蕴意

吴国取“句吴”为国名,是促成吴国立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明确表述:“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两位来自异族文化的远客,文身断发、自号“句吴”以后,竟博得土著居民的信赖推举,创立吴国,其原因何在?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句吴”一词的文化蕴意。     

唐甄经济思想的考察

(一) 广武山前月,悲凉万古情。 山留百战地,月照一孤城。 天远春星淡,沙明玉露清。 书生何所事?徒作夜乌呜! 上面是清初大思想家唐甄的《广武山看月》诗。唐甄,何如其人呢?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因父为吴江县令,遂寓居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后任长子知县,“为长子令甫十月”,即“以逃人诖误去职”罢官后,“贫困,食不继,每举家阖门卧。”政治生涯失意后,僦居吴市,虽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却“陶陶然振笔著书不辍。”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     

在“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明清福建同安县规约碑中的社会秩序

福建同安县的规约碑最早可上溯至晚明,入清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规约碑铭化”的现象。“树碑”过程有助于将规范嵌入公共空间,营造出权力持久化和日常化的政治景观,反映了晚明以后在社会秩序复杂化的背景下,官府与乡族共同整编社会秩序的努力。规约碑可分为“奉宪示禁”和“阖乡公约”两类：前者以官府权威独断的面目呈现,但背后往往是乡族集团策略性选择的结果;后者除了表明自治化的深入发展外,也表明地方乡族与官府权威的互动交流。“奉宪示禁”与“阖乡公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征。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