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引进了对抗制的庭审机制,但是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证据开示的一般法理以及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置进行探讨,力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探索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的律师法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完全的阅卷权,表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因而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有所助益.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意隐瞒重要证据 ,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 ,使对方不得不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 ,排除法官预断 ,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 ,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藏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 ,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 ,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 ,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 ,禁止庭审中的突袭 ,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引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我见

刑事证据开示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适用。中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虽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机制,但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没有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引进,因而我国整体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引进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务之急。     

关于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定证据开示制度.本文就我国刑事证据开示的立法缺失及其负面影响作粗浅探讨,认为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必要,并就如何建立提出几点建议,以助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和有益于刑事诉讼实践.     

对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发展方向的思考

抗辩式审判方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法律规定赋予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充分的阅卷权,这表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立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从律师的辩护职能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具有控制辩制的特点。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和现实的许多制约,造成了“控”“辩”职能的失衡,有碍司法公正。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量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本文以律师辩护职能为切入点,提出应当建立双向的、全面的、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保证律师辩护职能的充分发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浅议

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促进和解 ,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正在进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 ,证据开示制度也倍受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美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设置的目的、证据开示的范围及限制、方法 ,以及证据开示制度的弊端分析 ,探讨如何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先悉制度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广义辩护方及特殊形式的证据先悉的重新思考,结合现行立法及实施情况,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原因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最终提出赋予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时律师在场权,扩大审查起诉阶段辩方证据知悉的范围,建立庭前证据开示②程序及对《刑事诉讼法》第37条进行修改等立法建议。     

刑事证据标准数字化问题研究

证据标准是证明标准的客观面相和前置条件,其本质上属于"程序准入"机制,包括"程序控制"和"心证隔离"两层含义.证据标准数字化的核心功能是控权而非放权,旨在实现应用系统对于"证据规格"和"证据基数"的机器筛查与控制.系统开发与应用须妥善解决权力偏向问题、认知偏误问题和司法心证"解模糊性"问题,重点包括:优化技术红利分配,...     

刑事证据法伦理观的几个问题

刑事证据法与伦理具有密切的关联。刑事证据法的伦理观,是指对于刑事证据立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规范主体在进行取证、审查运用证据、作证、鉴定等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准则和理念的总称。将人道、平等、尊严、人伦亲情等作为刑事证据法的价值目标,以对人格尊严、人类的基本道德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将其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使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合理和人性化。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 ,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 ,必须有物质形态 ,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 ,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 ,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 ,“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并不是证据 ,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 ,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技侦证据材料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在未来的实践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性问题: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蜕变为单一的庭外调查;而辩护律师又难以介入庭外调查程序;加之技侦种类的不明确,庭外调查最终可能异化为秘密审判.唯有明确技侦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线索指向和证据使用的双重功能定位,恪守最后使用原则,理清技侦手段所获实物类证据材料和作为人证的言词类证据材料的分类审核程序,才能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效果发挥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