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张鷟小说的审美特征

张鷟是唐代小说初兴期较有影响的一位小说作家,他留下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游仙窟》和《朝野佥载》。本文通过对他的这两篇小说的分析关照,认为其创作的总体审美特征:一是题材情节上的求“奇”,一是艺术表现上的求“美”。这种对于“奇”与“美”的主动追求,是唐人小说审美特征在唐人小说创作初期初露端倪的明确表征。因此,对张鷟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为研究唐人小说审美倾向在初兴期的形成和表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文化哲学探析

把小说当作“无声戏”来看,是李渔对自己小说观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之间有机联系的深刻体认。李渔“无声戏”小说观,是晚明清初文化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李渔独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智者的心灵世界──博尔赫斯文学透视

博尔赫斯文学世界的最终极意义是透过其小说的题材和主题表露出来的哲理化 内涵──对人生、宇宙的冥思。时间和永恒、存在的荒谬、个性的磨灭以及人对自身价值的探究和 对绝对真理的无望追求,都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的小说消解了小说、散文、诗歌 的界限,独创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结构,其间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又有虚幻的、荒诞 的叙述,给人以虚实难分、扑朔迷离之感。     

六朝轶事小说综合研究述评

对六朝轶事小说 (志人小说 )的综合研究 ,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轶事小说的子类划分 ;关于“世说”体小说兴盛原因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杂记”体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笑林”体小说的独立地位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毁灭性“龙卷风”的由来--《愤怒》中的“蝴蝶效应”解读

本文从“混沌学”理论中“蝴蝶效应”的视角解读菲利普·罗斯的小说《愤怒》，通过展现主人公一个个微不足道的选择，如何一步步地造成了他最后的命运结局，以期展示主人公生活中的“蝴蝶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思考。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懂”是中国现代文学欣赏的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文学的“反懂”或“非懂”问题的讨论由李金发诗歌引发,进一步延及到小说,因而废名小说的“晦涩”成为讨论的焦点。1937年,《独立评论》关于“看不懂”的一组通信,主要是从理论上讨论“懂”与“反懂”或“非懂”的问题。而朱光潜、朱自清、沈从文等人关于“看不懂”的讨论对“懂”及其深层的理性主义文学观念构成了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现了文学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反懂”和“非懂”现象,并对其类型、原因等进行了各种角度的探讨与研究,但缺乏更深层的文学理念的追问。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考察

“越界”是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看客”形象揭示的精神困境

在鲁迅、余华的小说中,“看客”这种病态人格形象多有呈现,作者批判了专制社会政治压抑所造成的个体精神的蒙昧与麻木。“看客”,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个体人格的残缺与怯懦。他们的小说中的“看客”折射了“五四”一代与“四五”一代的不同的精神困境。“看客”形象所表征出来的时代精神困境深刻地预示着：对于信仰,应以批判理性加以审视,才能使启蒙成为可能。     

创见与误读：论浦安迪“中国小说的兴起”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16世纪中国小说,认为“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以反讽为主要方法改造“说书”传统和民间素材,极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内涵,形成“中国小说的兴起”。浦安迪之论在世界小说史上为中国小说争得一席之地,其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都颇值得肯定与借鉴,对研究者不无启迪之功,在海外汉学家中亦属凤毛麟角。但创见与误读瑕瑜互见,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如运用反讽过于宽泛,对小说中的反讽实例解读或可商榷,将小说人物的塑造问题过于简单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