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媒形塑集体记忆的方式探析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国族身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借助现代传媒,集体记忆已经成为借用历史资源生产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传媒形塑集体记忆具有四种方式:真实与建构、记忆与遗忘、延续与调整、分歧与同一。其走向是现实权力和利益因素的体现。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一种没有回忆的记忆

记忆分为私人的记忆和分担的记忆,或者说,个人的记忆和集体的记忆.两者都是在面对过去的一种陈述中发生的,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阅读.集体的记忆以当前为目的,是证实集体成员的同一身份、巩固他们之间联系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历史的记忆随群体面对的一些问题而有选择地重塑.个人从所属群体的过去中所回想的,主要是群体向其成员所传输的,这种记忆不建立在个人的回忆之上.     

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

集体记忆对于建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的各种经典电影文本所提供的中国革命历史镜像,是几代人头脑中有关中国革命历史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既有的集体记忆出现了分化或断裂,进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离散化状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功能重要载体的主旋律电影,面临的重要任务是不仅需要重新整合集体记忆,同时也要顾及到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因此,根据当下需要进行集体记忆再塑是必要的。本文探讨了主旋律电影再塑集体记忆的几种方式,以及再塑可能带来的困惑。     

历史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肇兴侗寨起源故事考察

肇兴侗寨的起源故事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存活于集体记忆之中,构成了当地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感知和经验,并形成一种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即地方感。肇兴侗寨起源故事对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代村落共同体建构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伍慧明小说《骨》中美籍华裔的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建构

寻求认同是美籍华裔作家伍慧明小说《骨》中人物的共同特征.深植于心的民族记忆与远离他乡的生活境地,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不经意间流露出矛盾的思想情绪.这种有关于民族的深刻记忆以及对于认同的不懈追求,是伍慧明充分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环境中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动力.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今天,重构美籍华裔集体记忆,建构文化认同,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     

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对小说《红岩》的泛文本研究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的生产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生产者们在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其动机在于意识形态教化,因此,权力深度介入其中。该小说机巧地利用＂历史文学化＂和＂文学历史化＂,将虚构和客观有效混溶,成功地建构了革命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民众的基本信仰形式,它存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是一种习惯-记忆。它通过仪式、家庭教育和文本一代代地传承。每一代民众都通过集体记忆对民间信仰重新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继承传统,但又因具体时代环境而有自己的特点。对仪式的象征研究,是利用集体记忆理论研究民间信仰的重要途径。通过寻找象征物、确定象征符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及其含义以研究仪式如何表征和阐释民间信仰,是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路径。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记忆诗学视域下《祝福》再阐释

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可以发现祥林嫂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病态怪圈:道德化的"超我"与本能化的"本我"趋同,生命自由抗争的异化成为祥林嫂精神世界中的"隐患".在围绕"再嫁"与"丧子"所遭受的系列创伤,祥林嫂的记忆呈现严重扭曲,其表征为反复回忆与日常健忘.祥林嫂之死,首先是因为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崩溃造成的,同时也是鲁镇社会中所有人物无意识的合谋,鲁迅凭借其深刻的同情与深邃的批判所建构的创伤叙事,造就了《祝福》文本的经典性,使得祥林嫂形象成为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文化反思和底层关怀是祥林嫂这一具有创伤性质的记忆遗产所给予当代社会的精神财富.     

集体记忆：主题拓展与研究展望

集体记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已经有学者在关注和研究它。在未来的集体记忆研究中需要重视主题领域的拓展,应该在宏观层面上重视社会变迁对不同群体集体记忆现象的影响关系,尤其是重视国际化的政治经济联盟、民族争斗、国内文化变迁导致的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集体记忆特点;在微观层次上要超越以往研究的限制和藩篱,在研究主题、视角、方法以及理论建构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促进集体记忆研究的完善和体系化。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创伤与救赎

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南方剧作家,以其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为评论界所熟知。然而纵观其创作生涯,“南方淑女”仅是威廉斯对南方身份思考的众多维度之一。在创伤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后结构主义身份理论的视域下,考察威廉斯早、中、后期代表性戏剧作品中人物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以及他们面对创伤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挖掘造成这些人物悲剧的深层原因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透析剧作家对于社会变革期和文化断层期的个体的脆弱性以及美国南方身份认同困惑的批判和思考。威廉斯将美国南方的历史重负和身份危机转化为剧作中的创伤性事件和主要人物的身份困境,剧作中频繁出现的创伤性事件正是剧作家用于回应社会矛盾的特殊方式。面对现实中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威廉斯以戏剧创作为手段,批判南方身份建构中的谬误,并在象征层面化解矛盾,寻求一种基于他者伦理的理想南方身份建构。     

论集体记忆对民族历史的补充作用——以彝族服饰的虎纹意向为例

长期以来,人类学研究领域对历史文化书写的绝对客观性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讨论,认为在当下对族群历史进行实证研究时,不能忽略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可选择性和主观性。集体记忆作为人类群体的普遍性经验,是指导集体行为的内在动力。对族群集体记忆的把握,是了解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如何使用内部观念的重要途径。借助对特殊文化符号的分析,如对彝族服饰上的虎纹图案的解读,可窥见集体记忆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补充作用,即可通过对被赋予了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阐释,发现指导族群历史建构与发展的内部经验及其有效途径。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