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妇女观的社会性别解读

伊斯兰教妇女观,在主体方面体现了"男女相生"、"性别和谐"的观念,凸现了妇女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但是,建立在封建父系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教的妇女观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在实际生活中,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意识仍占伊斯兰教妇女观的主导地位。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伊斯兰教的妇女观进行分析,对研究伊斯兰教以及改善穆斯林妇女的境遇,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忠孝"观

与-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偏见所断言的相反,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非但不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独-论相悖,双方在忠孝观的问题上还恰巧有契合点.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忠孝的教导、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忠孝观的阐述、穆斯林群众对忠孝观的实践等角度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忠孝"观的正负两方面作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宗教在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类同性可证,中国穆斯林大众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其实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因"忠孝"观而获得利益的趋同,也因"忠孝"观而遭遇共同的历史灾难.     

论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妇女地位的嬗变

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国家的妇女地位十分低下,伊斯兰教的创立以及《古兰经》的诞生,使妇女在各个方面享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伊斯兰教在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中,被当地文化吸纳,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妇女观,也使各地妇女地位发生了变化。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妇女观。     

伊斯兰教律与穆斯林民族教育之契合关系研究

伊斯兰教对穆斯林民族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研究穆斯林民族教育离不开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理解。伊斯兰教不但十分重视教育,而且有着全面的教育观。发展穆斯林民族教育与伊斯兰教律的要求是相一致的,但要注意民族性、宗教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同时,穆斯林民族教育也必须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要将穆斯林民族教育建立在穆斯林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试论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

本文主要从伊斯兰教的生产观、分配观、交换观以及消费观等四个方面论述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     

伊斯兰教的"五功"与回族妇女的健康

回族老年妇女的身体状况普遍较好,除了他们在饮食上的禁忌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外,还与伊斯兰教对所有信众要求的五项基本功课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通过对昆明城区、厂矿、农村的近百名老年回族妇女进行了调查,证实了"五功"对回族老年妇女健康有益的结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伊斯兰教信仰状况调查——以某民族大学为例

通过对某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伊斯兰教信仰状况的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伊斯兰教的认同程度降低,仪式遵从度降低,对清真寺功能的认知较为一致;在校学生的宗教生活改变较大,突出表现在宗教行为方面;性别、原居住地、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度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显著影响.     

伊斯兰教财产观与新时期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

伊斯兰教主张财产权利平等,追求道德和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为西北穆斯林实践其财产观念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促使新时期穆斯林慈善事业有了巨大发展。研究伊斯兰财产观和穆斯林的慈善实践,对构建西北和谐社会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文化学阐释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它由民族宗教向世界宗教转化过程中,为了适应新传播地域的社会状况,作出不同程度的调节和调适.驱动伊斯兰教向超民族宗教转化的源泉与活力来自于其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兼容并蓄的因子.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传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哈萨克族化"的历史.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传统信奉的萨满教之间的文化整合是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具体表现,而伊斯兰教"草原化"是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主要特色.     

回、藏民族文化传统与经济交往

伊斯兰教和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涵化力。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内核的回、藏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建立在宗教文化之上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回、藏民族交往的基础。同时,回、藏民族作为西北地区两大主体民族在其文化形态上又表现出许多共有的地域性特征。因此,要推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回、藏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代海湾妇女发展问题研究

海湾妇女的发展问题,过去很长时期被人们所忽视。自海湾各国独立后,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明君主的倡导、媒体的影响,海湾妇女在各方面都取得持续发展。不过,伊斯兰传统文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家族统治等因素阻碍海湾妇女的发展,并为未来海湾妇女的发展埋下隐忧。21世纪海湾妇女的发展,需要妇女对自身的解放与发展有迫切性和执著性,需要海湾各国政府为妇女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需要建立男女“伙伴与合作关系”,需要考虑社会不同阶层妇女的实际情况。     

北美的妇女学研究

这是一篇对于北美妇女学专业总体特征的概述。妇女学专业发源于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在北美的大多数大学中得到发展,目前已达到上百个。除了具有传统的高教专业的特点之外,这些多学科交叉性的专业以其勇于揭示和论证妇女在各个知识领域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贡献,置疑既定的知识体系,呼吁女性的平等权力和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而独具特点。赋予这些专业以生命活力的种种思考反映着女权运动的各种倾向。寻求性别平等、视性别为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强调性别之间的差别,根据这种差异性,女性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它的融入将促进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改善。     

西藏妇女的传统“沉寂”与现代化抗争

许多国内研究成果多以历史研究方法,论述藏族妇女在婚姻家庭、宗教中的角色与作用,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研究深度。通过对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女权主义发展介绍,分析研究了作为“无区别群体”的藏族妇女形象历史表述,关注于藏族妇女在妇女中与民族中的“双重边缘”性,强调性别平等与民族平等间的双向关系。西藏妇女研究,需要将其纳入政治经济分析框架,进行多学科研究成果借鉴,需要关注妇女的性别角色及其族群身份,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实现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双重目标。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男女两性协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降,男女两性在劳动就业、经济收入等方面差距加大,妇女发展的一些方面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相应的发展,男女两性协调发展和妇女与社会的同步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在理论层面上,将性别平等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发展观,创建具有性别平等视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理论形象.从性别平等领域看,增强各级政府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与权利,应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十九世纪英国女子教育的保守与革新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19世纪英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和经济都取得了发展,从而使英国的女子教育也发生了较为全面的变化。纵然19世纪父权制根深蒂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制约,教育在许多方面上都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但是19世纪英国女子教育不仅扩大了普通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而且教育的种类也大大增加。并且女子教育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推动了两性关系的变革,进而为改变她们低劣的社会地位打下基础。     

中国女性工作权特殊保护立法模式的评估与检讨

中国有关女性工作权的立法为照顾女性的生理特点采用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由于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前提是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利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弱者地位,因此这种立法模式实际上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限制了女性的工作选择权,成为女性平等进入工作领域的障碍,导致女性在工作领域遭遇广泛歧视。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性别本质主义在女性工作权立法中的反映。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福利性保护模式的立法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也与目前国际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理念相悖。     

美国当代女权运动中女性内部差异问题的凸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美国女权运动中女性内部差异问题凸显,表现为:有色人种、同性恋、工人阶级等女权主义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作为女权运动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将自己的价值观泛化为所有妇女的价值观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和质疑。她们认为,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性别压迫,而忽视种族、阶级、民族、性倾向,乃至年龄、地域、宗教、文化等因素对其他妇女的压迫。而这些因素的交叉互动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因此,女权斗争的目标应是改造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结构,而并非只是消除性别的不平等。     

党的性别和谐政策的历史经验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中性别矛盾突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加快了对性别和谐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基本国策;制定了两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将妇女发展纳入国家行动规划;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为促进性别和谐提供了法律保障;制定了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政策,为促进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性别和谐之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强化法律条文,增强现实可操作性;不断完善妇女的维权网络,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为今后性别和谐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

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家乡的现象使得农村社会性别分工第一次脱离了地域限制,并由性别分工变化引起性别关系变化。以性别主义和家庭策略理论为分析视角,讨论“男工女耕”引起的农村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可以发现,在性别资源占有不平等基础上产生的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因地域割裂、妇女行动自主性、夫妻双方的主观评价等原因促进了妇女家庭决策权的提高,农村性别关系趋于平等,并且在日益撼动我国农村传统的性别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