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旨趣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传统理性观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活动当中.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理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开始了理性文化重建的历程.理性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属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观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和技术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主体形而上学以及技术异化的批判为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价值和建设和谐理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哲学视野中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不能单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必须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将学理与现实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要看到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方面综合研究经济和经济学问题.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从意识形态涵义、特点和功能入手,探讨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及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选择,如果意识形态导致国家对其利益的错误认识,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其次,由于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有道义和理想化的政治目标,它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正义;第三,由于以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成本最低而成效最持久稳定,所以,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高明的手段.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从意识形态涵义、特点和功能入手 ,探讨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及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首先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选择 ,如果意识形态导致国家对其利益的错误认识 ,意识形态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 ;其次 ,由于任何意识形态都包含有道义和理想化的政治目标 ,它可以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正义 ;第三 ,由于以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成本最低而成效最持久稳定 ,所以 ,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高明的手段。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基于构建基础与引入根由视角

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阈下,新制度经济学之意识形态理论构建在其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之上。新制度经济学引入意识形态是出于一种自洽性的需要。代表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谋求利益。新制度经济学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当代中国代表。作为一个本来在西方影响力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却在社会主义中国受到热捧,充当了垄断资本利益的代言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极有必要。对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面认识需要新自由主义视野。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隐含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之中。新制度经济学之意识形态理论构建与引入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示的过程。     

对"理性三维论"的批判——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谈起

韦伯在其代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研究核心在于理性及其发展不同类型,其构成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种理性即行为理性,实际上是构建了"理性三维论".笔者认为,"理性三维论"没有弄清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划分依据以及异化原因,只是将工具理性的异化作为价值理性回归的前提加以肯定.笔者进而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异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二是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引发的,而重新构建新理性精神可以为弥补价值性与工具理性的断裂和异化.     

论转型期政治认同的分析与重构

在政治发展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转型期政治认同问题,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视角,也需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中关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与政治发展关系的论述。中国原有的政治认同在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互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型期的政治认同重构必须围绕建立各阶层利益整合基础上的利益认同、兼顾价值取向与工具取向的制度认同、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应然社会价值相协调的价值认同几方面而展开。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阈下理性批判的当代价值探析

理性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传统理性观把理性局限于认识论和科学技术活动当中.20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理性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开始了理性文化重建的历程.理性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包括属于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现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和技术理性.马克思实践哲学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技术异化的批判为我们重新理解理性的价值和建设和谐理性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巩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

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要求,是保障人民利益充分实现的实践需要,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需求。只有遵循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相统一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为引领,凝聚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共识;以人民立场为导向,缓解网络意识形态冲突的利益张力;以媒介融合为支撑,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法治健全为保障,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才能巩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家族理性"与家族企业治理的几个问题

"家族理性"是以家族及其事业的整体荣誉、整体利益最大化和稳定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而支配人去思考、推理、判断、行事的心理认知结构。家族理性与个人理性、集体理性不同,是基于传统文化背景对个人理性的超越。中国社会家族企业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产权问题、信用问题、治理结构等,运用家族理性的概念和理论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制度政治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制度政治学以政治制度及其构成和运行为研究对象。作为超越现实人的具体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上的、表现为高尚的公共生活的政治生活是由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构成的完整体系。处于中观层面的、起着中介和联结作用的政治制度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政治制度是隐性的、不可触摸的,但是,以政治组织为载体的政治规则、规范、策略及其连锁关系却是引导和约束人们展开政治行动,影响和决定政治共同体生存、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架构和资源。以嵌套的方式表现的、在不同层面上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规则——规范——策略及其连锁关系,依其功能决定着政治体制,创造着促使政治体制运行的机制,并规定着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政治规则、规范、策略及其连锁关系与外部环境中经济、文化、民生社会因素的矛盾,政治规范、规则、策略内部的差异和矛盾,特别是有关政治人本性假定的改变,所有这些则是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     

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论政治制度的要素结构

政治制度是功能繁多、覆盖面大、构造复杂的社会制度。它由政治理念、政治主体、政治规则、政治机构、政治设备五种要素构成,每一要素又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子系统。     

论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是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是政治学的基础范畴。在政治冲突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下 ,政治冲突表现为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 :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变迁及其冲突性特征

20世纪以来,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经历了结构性的变迁,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台湾本土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发生了转变。这种政治文化结构的改变是伴随政治转型的发生而完成的。政治转型初期政党竞争的方式及其对社会的政治宣传,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之间的敌视心态与对抗方式传递给社会,使台湾社会出现"争议政治",凸显其冲突性政治文化的特征。冲突性政治文化的加剧最终势必摧毁台湾的政治发展,故政治文化的改造问题须提上议事日程。     

政治和谐视野下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

政治和谐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培育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重要手段。政治和谐的内在意蕴促生了政治参与意识的发展;和谐政治文化蕴含着政治参与意识培育的生成要素;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体现了和谐发展的运行机制。     

Youth,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being unemployed on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among young people. Are unemployed youth politically marginalised compared with employed youth? Is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on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Based on Marshall’s concept of social citizenry, and Esping‐Andersen’s theory of decommodification politics, th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on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was expected to be least in the most‐developed welfare states. In these countries, welfare policies were expected to counteract marginalisation among the unemployed. The analyses were based on the Eurobarometer survey Young Europeans from 1990. Three aspects of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were investigated: political confidence, political interest and political extremism. Unemployed youth express less confidence in politics, they talk less about politics and they more frequently support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ideas, compared with employed youth.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confidence between unemployed and employed is found in Great Britain, while Italy represents a deviant case where the unemployed have more confidence than the employ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crucial factor for political confidence among the unemployed.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政治现代化中的基层群众自治 (包括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 ) ,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是中国群众性政治民主化的起点。其主要功能是 :为民主政治建设积累经验 ,创造社会条件 ,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不是基层群众自治 ,而是城市市民社会的自治。东南沿海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将最先走向市民社会自治     

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历史性举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主题、核心和突破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而其实质则是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人的文明建设;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素养的提升,是转型社会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强"公民教育",促进公民意识的确立与培育;二是加快"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努力实现政治价值认同.